王羲之曾对谢安说：“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在王羲之的心里，清谈仿佛是一个贬义词，实则不然，我认为，清谈误国更多是在于清谈者，今天我就要为清谈辩护。
首先了解清谈是什么：清谈是两晋时期，一些大名士与高官，特别热衷于谈论玄远的哲学问题，他们普遍特别钻研《庄子》等，常常聚在一起，拿着一把麈尾，穿着一身白色的大衣宽袖，有些还喝着酒，比如竹林七贤，倚在座位上，给人一种仙气飘飘的神仙感。其实清谈并非胡言乱语，一群有智慧的人围在一起谈论哲学问题，其实也带动了中国的哲学，乐器，文化底蕴等等的发展。那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误国呢？
真正误国的在于“清谈的时机”。在西晋时期，国家正面临亡国之灾，而那些达宫贵人，名士高官却将“政事”视为琐事俗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将清谈暂时放下，那些起到巨大的责任的高官，应该全力以赴的维持自己的国土，为了国家。而反观王衍，他虽然身居宰相的重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却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手下说：“荆州有江、汉之因，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两人在外，而无留此，足以为三窟矣”，在国家兴亡面前，依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空谈”，难道这误国还在于清谈吗？
真正误国的在于“对清谈的目的”。在清谈的目的方面，被王俭誉为：“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的谢安，同样是清谈的高手，面对清谈领袖，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衍的清谈，名士风度，更多的是被当成了“能够挤进上流社会的手段、武器”，王衍通过清谈与他那名士的风度，在前期确实获得了人们的赞誉，达到了目的，王戎都评价王衍：“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但真正到了灾难，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掩盖不住了他的那狡兔三窟，不思为国的风度，他通过清淡，让别人认为他是名士，却没有熏陶他的灵魂，他依旧是懦弱，虚伪的王衍。但你反观谢安，自少年时期开始，便醉心于书法、玄学、吟诗作赋，当然，还有清谈，自从隐居到会稽郡的东山之后，谢安除了教导谢家“封胡羯末”等芝兰玉树外，便是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频繁交游、谈玄。并且在谢安40余岁出山当官时，也正是东晋内外部相对稳定的情况，对谢安来说，清谈是他思考，谈论，畅心的最好办法，并且在淝水之战战胜后，为东晋取得了30余年的和平，而他在看到消息时，却十分从容自然，充分了体现他身为名士的风度，雅量非凡。
真正误国的在于“清谈者”。可以比较一下谢安与王衍。王衍在国家衰败后，妄想逃离，却在后路被“杀人狂”石勒拦截被俘虏，其实石勒一开始是特别欣赏王衍的，与王衍高谈阔论了数日，企图让他为自己效劳，但王衍的做法令人唾弃，他不仅将自己的罪过使东晋灭亡的责任推卸的一干二净，还在后头诱导石勒称帝（我认为这也是王衍在石勒称帝后妄想达观富贵的手段），没想到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石勒，对王衍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预世事！使天下破坏如此，正是君罪所致！”，并在王衍睡时推倒墙壁，活埋王衍，真是作法自毙，自作自受。但是谢安却和王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天。谢安与孙兴等人一同出海游玩，突然狂风呼啸，海浪汹涌澎湃，众人神情慌张纷纷提议返回，唯有谢安神情方旺，吟啸不言。他们在一块儿讨论，认为谢安的沉着镇定。足以镇定住朝廷朝野。事实证明，谢安确实十分优秀，在淝水之战中，著名的以少胜多战役，谢安正是总指导在背后指挥。苻坚带着“百万军队”南下，试图通过这一战，统一天下，面对气势汹汹的前秦大军，所有人都慌了神，认为这是一场必败的战争，因为前秦大军足足有80余万人，而东晋却只有区区8万人，谢安主动降职亲自指挥，奇迹般的扭转了战局，赢得了胜利！从这件事看来，真正的误国与清谈实则是没有关系的，真正的是与领导者息息相关的，就像谢安对王羲之说的：“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总结下来，真正误国的是很多不同的原因，碰撞在一起产生的化学反应，绝对不单单是因为清谈，而是因为清谈的时机，目的和清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