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无物永驻，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1/3，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选自刘瑜《民主的细节》

这是一部由郑琼执导的纪录片。

从2009年到2015年，导演郑琼耗费六年时间，用镜头记录下来自三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孩子从学校走向社会的成长轨迹。

《出·路》于2018年6月23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开票当天便一售而空。该片也因此获得上影节官方特别加场，成为历史上唯一一部加场的国产纪录片。

有人说，《出·路》这部纪录片所选取的三位主人公，更像是中国三个社会阶层的缩影。

一个是甘肃山沟沟里的女孩马百娟，喂猪、做饭、背谷子，独自一人沿着蜿蜒的山路，到只有5个学生的小学念书；

一个是湖北小县城的复读生徐佳，前两次高考均以497分失利的他，不甘心就此放弃，决定重回早已被书本、试卷围起的课桌，备战他的第三次高考；

一个是家境优渥的北京女孩袁晗涵，从最好的艺术高中辍学后，靠写诗、画画来打发时间，一边准备申请留学，一边自己做家具开咖啡厅。

6年的时间里，他们长大成人，寻找着各自的出路。

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源自导演郑琼和袁晗涵妈妈的一次闲聊。时任栏目《半边天》导演的袁晗涵妈妈在与郑琼聊天时提到女儿的故事：17岁从全国最好的艺术高中----央美附中辍学，富有才华而又追求随性与自由。这令郑琼对此起了兴趣，她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本该备战高考的女孩选择退学，去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作为对照，郑琼回到湖北老家，在她曾就读的高中找到了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复读生徐佳。此后，拍摄对象又加入了甘肃大山里的贫苦女孩马百娟。

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自此便在《出·路》这部纪录片中有了交集。

在郑琼看来，尽管这三个孩子的人生经历天差地别，但他们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努力找寻着自己的出路。

2009年的他们

甘肃白银市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一个不知名的山沟沟。

马百娟自小便生活在这里。她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母亲不幸患有智力障碍，年长的哥哥14岁就不得不外出打工来支撑起整个家庭。年幼的马百娟自小时候起便开始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每天喂猪、做饭、打水，干起农活来早已轻车熟路。

镜头里，一望无垠的荒坡上，父亲、母亲、哥哥和年幼的马百娟一起赶着驴子背谷子。小小的身躯背着沉重的谷捆，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摇摇晃晃地前行。靠这谷子磨成的面粉，是马百娟一家主要的口粮。

“人，像蚂蚁一样负重生活。”

每天清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马百娟就早早起床。一碗简单的开水泡馍馍下肚，就要背上书包，启程前往学校。

在上学的路上，马百娟路过一家简陋的小卖部。她掏出仅有的几张毛票，仔细清点着自己需要购买的文具用品，然后笑嘻嘻地齐步走在通往学校的山路上。

2009年，马百娟已经12岁了。但还在只有5个学生的野鹊沟小学读二年级。

提到上学，马百娟的眼里总是满怀着渴望。她手捧着课本，操着一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朗读着课文，眼里闪烁着光芒，嘴角挂着藏不住的笑意。

她曾在在日记里写道：“我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盖房子、挖水窖，因为我们没水吃。”

徐佳是湖北咸宁小县城里的高考复读生。

他的父亲认为农民工没有文化，在城市里打工受了很多屈辱，笃定砸锅卖铁也要供兄弟俩读书。然天不遂人愿，面对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497分，徐佳怀疑这是老天爷和他开了个玩笑，他甚至开始有了轻生的念头。

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徐佳父亲的离世。2007年的一天午后，吃完饭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在经过亲戚承包的一个山头时，连人带车栽下山去。

参加高考，念大学，是父亲的遗愿。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更好地生活，徐佳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选择重回咸宁，开始自己的第三个高三生涯。

“复读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整个人都会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事，做不了题目。”

老天还是待他不错的，徐佳长达三年的一贯坚持也终于换来了湖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多年未了的夙愿，终于算是圆满了。

袁晗涵，出生在北京，自小在皇城根下长大。

17岁的她在央美附中留级一年后，仍旧有几门课不及格。一天妈妈告诉她，可以卷铺盖卷回家了，已经帮她办好了退学手续。当谈及退学的时候，她很不情愿地对着镜头说，不想退学，因为自己新买的小被子和小褥子还没睡够两天，自己就要走了，心里有点舍不得。

“我也很恐慌，我恐慌的不是我没事干，而是我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袁晗涵说，退学之后，她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她每天都花费大把的时间在看书和看电影上。她还在南锣鼓巷租下一间年租2万的铺子，开起了咖啡馆。

提及以后的生活，袁晗涵说，她从未想过以后会做哪一个阶层的人，只要不会饿死就行了，而在她的眼里，没有人会饿死。

2012年的他们

三年后，马百娟也已长成一个15岁的大姑娘了。

靠着省吃俭用存下来的低保钱和大哥打工赚的钱，马百娟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院房子，生活条件相较之前也提高了不少。然而，马百娟却没能够继续她的学业。

虽然学校老师还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但最终还是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挡了回去。学校的大门外，马百娟驻足朝里面观望了好久，还是迟迟不肯离去。

马百娟的父亲说：“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书多少读一点儿，够用就行了。只要生了娃，拖累也大。即使有工作，干也干不成。”

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早点嫁个好老公似乎才是女人唯一的出路。

2014年，16岁的马百娟，不得已嫁给了表哥。

徐佳已经是快上大四的学生了。

临近毕业季，校园里到处张贴着考研、考公的布告。徐佳知道自己的家庭条件并不足以支撑自己继续深造，对此时的他来说，早点就业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找工作的道路一点也不如想象的那样顺利。网上海投的简历湮没无声，很少有能够收到面试通知的。

望着远处写有“不可能”的标语，他一度怀疑，自己究竟能否通过高考让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

“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是，这事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

徐佳在毕业前与一家电力公司签约，影片中他回学校的路上说，签约完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袁晗涵来到德国的杜塞尔多夫留学，继续她的艺术生涯。

全世界的顶级学者、艺术家都会来这里讲学、办讲座。这里有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而袁晗寒却从来不上心。即便到了德国，她仍在对抗着生命里最大的敌人：无聊。

她受不了去画室，一进画室就感觉胃疼。

她会在苹果电脑上做手卷烟，毫不在意刀片是否会刮花显示屏背后的磨砂面。

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瞻仰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讲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生活在袁晗涵那里，仿佛放慢了节奏。她可以浪费着大把的时光，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015年的他们

时间又过了三年。

马百娟的故事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

马百娟的父亲得知纪录片的拍摄为私人拍摄时，要求导演郑琼支付两万元才能继续拍摄，否则就不要再纠缠。

徐佳找到工作后就和一直陪伴他的女友结婚了，他想要给自己的父母、女友一个交代，也希望通过早日成家来减轻家庭的一份负担。结婚、生子、买房、孝顺母亲，徐佳仍旧按照自己早已定下的人生规划，一步步坚实地走着。

袁晗涵在毕业前的假期来到上海实习。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

她并不喜欢德国这类发达国家安逸的生活。那些别人所向往着的生活，在她的眼里只剩下无聊二字。

在被朋友问及将来是否会回国时，她说，应该会，问为什么，按照她的意思一个发达的国家可能更适合养老，而她想做点什么，发展中的国家可能更适合她。

结尾

“这3个人物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各种群体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要找到各自的出路，包括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毫无交流交集的隔离，也需要找到沟通的途径。”

导演郑琼认为，这正是这部纪录片《出路》的意义。

看完这部影片，我们很难不去思考“阶层固化”“阶级分化”，以及“原子化社会”的问题。

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无论是“土字型”还是“倒丁字型”，底层群众仍旧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社会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催生出贫富差距、阶级对立等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加快社会阶层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促进社会结构朝着橄榄型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仍任重而道远。

“唯一的出路是要去打破成功学，以及社会制度、权力文化所带给你的枷锁。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当社会外衣脱掉的时候，我觉得它是融合的。”

郑琼认为，在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公平。我们总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有些人穷尽一生，却没能有机会见到罗马。我们也许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我们可以努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一抹亮色。

“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

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之中，只要付诸努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