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早又要去送站。
自从女儿考上大学以后，每年春节刚过，都是我最伤心的时候。
这里到上海只有一趟过路车，凌晨四点多到站，只停六分钟，而且从小站上车人很多。
每次最迟都要四点钟到候车室，3:00就在家开始准备出门了，因为小城天不亮时，出租车很少，我们小区距离可以打到出租车的主街道，又非常的远。
女儿很粗心，每次出门不是找不见身份证，就是车票不知落哪儿了，或者上海出租房的钥匙不见了。
除了要帮她寻找、归置这些东西以外，还要提前帮她准备车上吃的东西，提醒她装好不多的现金，装好充电器、充电宝，提醒记住给我发信息，报告到哪个站了，路上是否安好。
我有时很想知道她在上海一个人是怎么过的。一想就满满的都是担心和发愁。
小站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规定，比如不可以买站台票，不可以进站送，亲友只能送到候车室外：很多一个人携带行李多的，就很难从候车室走到车上，上了车也很难安置这些东西。
我觉得大家都想送到站台上帮亲人拿东西，更重要的是依依惜别之情，被候车室到站台的几十米距离，骤然间隔离得很浓很浓。
为了能够进入站台，我每次都冒充一个叫张双喜的站台工作人员的朋友。看来他的人缘不错，说到他就能够进去；但去年就不好使了，除了站台工作人员，还增加了警察和执勤的武警等。
当我报出我的朋友是张双喜时，马上有一个生硬的声音说：“既然你是张双喜的朋友，你还要违反规定进到站台上吗？”
然后另一个声音告诉我，张双喜调走了。
我非常揪心地看着女儿，一个人拖着个大行李箱，背着两个包走向火车，不禁怅然若失。
节前火车站接女儿，碰到一个见过一面的车站民警李斌，打了个招呼。过后突然想，他跟我关系虽不是很熟，但也许能帮点忙。
女儿一听马上大大咧咧地说：“爸，你不用送！我这么大的人了，路又这么熟，我自己可以搞定的。你一个知识分子，又是冒充张双喜的朋友，又是冒充李什么彬的朋友……”
“不行，那么早那么黑，治安又那么乱。实在不行，我通过滴滴打车给你联系一个。”
她断然否定了我的提议，理由是滴滴打车更危险。
现在已经快9:00了，我还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打的怎么走，到站能不能进入站台。
这是每一次春节过后，一个父亲将要站台送别的忐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