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时大彬受供春的影响所制均为大壶，大壶非为泡茶之用，而是用于煮水、煮茶，如明代吴经提梁壶，高17.7厘米，口径7厘米，估计容量得有1000毫升。江苏泰州出土壶底钤印“时大彬于茶香室制”的圆壶容量达900毫升。

  后来时大彬到江苏太仓交游，与名士陈继儒交往甚密。期间，时大彬与岕茶铁粉陈继儒及陈好友王鉴、王时敏一同品岕、赏壶、论道。这些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岕茶雅致的品味在相当程度上启发、引导了时大彬，令其领悟了中国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及彼时茶人品茗对器具的审美偏好，如许然明《茶疏》之语：“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及半升,是为适可。独自斟酌,愈小愈佳。”

  时大彬茅塞顿开, 于是开始尝试把文人美学趣味对茗壶制作的要求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去, “乃作小壶”。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现藏有一把白泥瓜棱壶，为公元1609年时大彬专为陈继儒而制。壶底刻款：“品外居士清赏，己酉重九大彬。”

    散茶因壶泡的要求改良益精, 小壶亦由散茶的流行日见其巧。紫砂小壶，内含风骨，外显温润，造型简练，线条流畅，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在其《秋园杂佩》中誉紫砂壶为“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

  明代中后期的文人群体极富特色，既具魏晋南北朝风骨又得宋元文人风尚，他们以佛、道释儒，又能独抒性灵“聊写胸中逸气”。尤其这些以茶雅志、别有一番怀抱的明代文人，彼时的他们“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于石台、案头、小几置壶一把，“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简约淡雅、道法自然的文人情怀与气质拙朴幽野的紫砂壶在明代得到了完美契合，使“几案有一具, 生人闲远之思。”由是起，小型茶壶已经在文人居处的茶桌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至今不衰。

  回过头来我们再审视一下紫砂壶的第一个高峰-供春壶。作为一个小家童的供春，并且是偷艺于金沙僧，他的壶怎么就出名了呢？天赋手巧自不用说，也要知道供春可不是一介普通的家奴小童，其主吴氏在宜兴当地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供春的主人吴颐山，名仕，字克学，善唐寅，其父吴纶善文征明、仇英、沈周。吴颐山“甫冠笃学，历游诸名彦门，闻识益广，正德...登甲戌进士。”近距离的文人家族陶染，必然滋养了供春之审美意趣。恰恰是其壶首创仿生树瘿，“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随意赋行，意趣天成，迎合了时代之审美，方才千古留名。

后图:“耕而陶造”古拙的梨式朱泥小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