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既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基本发展方式。
总的来说，城市群协同发展是具有地缘关系的各大、中、小城市之间的生态协同、市场协同、城乡协同、体制机制协同，是以一定区域为空间尺度，内部外部等多个层面的均衡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其最终发展结果必然表现为区域层面的高质量发展。
1.长江上游城市群整体创新发展能力弱
长江上游城市群由成渝城市群、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三大城市群组成，涵盖了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四大区域性省会城市。长江上游城市群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发展需要依赖于长江水系、依赖于沿江港口城市航运系统、依赖于配套的综合交通体系。
受长江主航道通航条件的限制，原有的长江上游产业体系以·航运产业为支撑，沿江形成了以重庆钢铁、攀枝花钢铁为主要代表的钢铁冶炼产业集群。随着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的实施，依托于航运产业体系和综合交通体系而衍生的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电子通信、计算机开发等高新技术产业和物流商贸、服装纺织、轻工食品等新兴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长江上游城市群多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新驱动发展是区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选取R＆D经费支出代表区域创新投入水平，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代表区域创新产出水平，人均GDP代表区域创新环境水平，那么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相比，长江上游城市群创新产出大幅度落后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区域整体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2.四大中心城市之间发展差距明显
长江上游城市群主要以成都、重庆、昆明、贵阳三省一市的省会城市为中心，四大中心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现象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上。从整体来看，成都和重庆为长江上游城市群的“双核”城市，是长江上游的经济增长极，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昆明和贵阳；从经济指标来看，重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过大，人均GDP较低，且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产值与成都相差较大，其GDP总值和进出口总值与其区位明显不相称，充分表明了重庆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不足，充分反映了其内在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从民生指标来看，公共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三个方面，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却相对不足，虽然重庆在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方面排名前列，但教育支出方面却显不足，类似情况也反映在成都的教育支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