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像一砚浓墨在天际晕染，我站在老巷口的槐树下，看最后一缕阳光从青瓦檐角滑落。风掀起衣摆，带着槐花的残香，恍惚间又听见那年蝉鸣里，阿满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
老巷的墙根爬满青苔，砖缝里钻出的蒲公英正开着小伞。我蹲下身，指尖触到墙面上模糊的刻痕——是两个歪扭的小人，手拉手踩着云朵，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小穗和阿满永远不分开"。这道疤痕般的印记，在暮色里泛着浅灰，像被岁月啃噬的伤口。三十年前的夏天，我们用铁钉刻下誓言的那个午后，阳光正盛，蝉蜕还粘在树干上，阿满的额角沁着汗珠，眼睛亮得像淬了星子。
"小穗，你看，云朵是甜的。"阿满总爱躺在槐树的浓荫里，指着天上的棉絮状白云。那时我们总把书包垫在青石板上写作业，她算错算术题时会用铅笔敲自己脑袋，橡皮屑落进粗布衫的领口。母亲说阿满是从巷口捡来的孩子，养母靠卖冰棒为生，三轮车上的玻璃箱总蒙着白纱布，掀开时会冒凉气。但阿满从不觉得苦，她能把梧桐落叶做成蝴蝶，用橡皮筋给我编麻花辫，说等长大了要去很远的地方，"去能看见大海的城市，住在有阳台的房子里，每天早晨都能听见海鸥叫"。
暮色渐浓时，巷口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卖冰棒的三轮车停在老槐树下，阿满的养母掀开纱布，递来两根赤豆冰棍。我们舔着甜水，看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她突然指着影子说："你看，我们的影子连在一起，永远都不会分开。"那时的我们不懂，有些离别早在时光里埋下伏笔，就像冰棍会融化，影子会被黑夜吞噬。
十九岁那年的梅雨季，阿满的养母病重。老巷的青石板永远泛着潮气，墙根的苔藓愈发浓绿。我在医院走廊遇见阿满，她的白衬衫沾着药水味，眼睛肿得像桃子。"小穗，"她攥紧我的手，指尖冰凉，"他们说妈妈是我养母，亲生父母在很远的地方。"雨滴在玻璃窗上划出痕迹，她的眼泪比雨水更凉，"原来我一直都是个没人要的孩子。"
后来阿满去了南方，跟着从未谋面的亲生父母。走的那天是个晴天，巷口的槐树正开着白花。
推土机的钢铁巨臂撞碎第一面砖墙时，我正在医院给母亲擦手。消毒水的气味混着窗外的尘土，母亲浑浊的眼睛忽然望向病房的方向，含糊不清地说：“阿满……冰棍化了。”我手一抖，毛巾上的水滴在床单上，晕开小小的圆斑，像那年夏天阿满掉在作业本上的眼泪。
老巷的拆迁比预想中快。我请了假回去收拾老屋，瓦砾堆里散落着碎瓷片、生锈的铁钉，还有半截埋在土里的铁皮青蛙——那是阿满养母用卖冰棒的零钱给我们买的玩具。我蹲在废墟里扒拉着，忽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踩在碎砖上的声响有些迟疑。
“小穗？”
声音像被岁月泡软的棉线，轻轻一扯就断了。我浑身僵住，手里的铁皮青蛙硌得掌心发疼。转过身时，阳光正从倾倒的砖墙缝隙里漏进来，照见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鬓角染着浅灰，眼睛却还是当年的模样——像浸在晨露里的黑葡萄，只是边缘爬满细密的皱纹。
阿满的行李箱红绳还在，只不过换成了皮质的提手。她手里攥着个牛皮纸袋，边角磨得发白，像是被无数次摩挲过。我们隔着一堆瓦砾对望，风卷着槐花的残瓣从中间掠过，恍惚又是三十年前那个刻字的午后，只是眼前的槐树已经被锯断，树桩上的年轮清晰如时光的掌纹。
“我……路过这里。”她先开口，声音发颤，“听说老巷要拆了，就……”牛皮纸袋里掉出张泛黄的信纸，我认出那是我十年前寄到她旧地址的信，被退回时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原来她一直留着，就像我留着那半截铅笔和照片。
瓦砾堆里，我们蹲下来捡散落的东西。她指尖划过墙上未被完全毁掉的刻痕，两个小人的轮廓还在，只是“永远”两个字被推土机的履带碾得模糊。“其实我早就知道，”她忽然说，指甲抠进砖缝里，“那年在医院，我听见医生说我养母临终前，把攒了十年的积蓄都缝在我棉袄里，针脚歪歪扭扭的，像她卖冰棒时写的价格牌。”
我想起养母去世那晚，阿满抱着我哭，说养母最后说的话是“别去找亲生父母，他们……有难处”。后来她还是去了，带着养母用玻璃罐攒了三年的硬币，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牛皮纸袋里掉出更多东西：褪色的红头绳、贴满邮票的信封、还有个小玻璃瓶，装着南方的细沙——“新家阳台能看见的江，其实和海不一样，”她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江沙是黄的，硌脚，不像你说的海沙那么软。”
拆迁队的人来催我们离开时，阿满突然从纸袋里掏出个存折，扉页上写着我的名字。“这些年……我在药厂跑销售，攒了点钱。”她不敢看我，盯着树桩上新长出的嫩芽，“知道阿姨生病，却不敢来找你，怕你怨我……当年信断了，是因为养父生意失败，举家搬去了外地，我连自己在哪都不知道。”
暮色又一次漫上来，废墟上的碎玻璃闪着细碎的光，像散落的星星。阿满忽然指着远处的天空：“你看，云朵还是甜的。”我抬头，暮色中的云团被夕阳染成蜜色，恍惚间又看见十九岁那年的长途车站，她贴着车窗的笑脸，还有养母三轮车玻璃箱里冒着凉气的冰棍。
我们在废墟里坐了很久，直到路灯亮起。阿满说她离了婚，女儿在国外读书，这些年总在梦里回到老巷，看见两个小女孩在槐树下跳皮筋，其中一个突然转身，变成养母的模样。“其实我早就知道，”她摸着砖墙上的刻痕，“最亲的人，从来不是血缘里的，是把冰棍分给我一半的你，是卖了三个月冰棒给我买新书包的妈妈。”
临走前，阿满把存折塞进我手里，指尖的温度和当年一样。拆迁队的人开始清场，机械的轰鸣中，她忽然指着树桩说：“要不要把这个带回去？种在新家的阳台。”树桩上的嫩芽正顶着夜色生长，像极了我们刻在墙上的小人头顶的云朵。
后来，我在医院的窗台上摆了个花盆，里面种着老槐树的树桩。阿满常来帮忙照顾母亲，她学会了养母煮茶叶蛋的法子，每次来都带着保温桶，蛋壳上还带着裂纹，像老巷砖墙上的刻痕。母亲吃着蛋，会突然指着阿满笑：“阿满的冰棍，比卖冰棒的阿姨的还甜。”
老巷拆完的那天，我们去看了最后一眼。瓦砾堆里，有人捡到个完整的玻璃瓶，里面装着风干的槐花。阿满说那是她走前埋的，“想把夏天永远封在里面”。现在瓶子摆在我家的书架上，阳光好的时候，花瓣会投下细碎的影子，像当年我们在墙上刻的小人，手拉着手，在时光里跳着永远不会结束的皮筋。
昨夜下过雨，窗台上的槐树桩冒出了新枝。阿满发来消息，说在南方的旧物市场，看见个铁皮青蛙，和我们小时候的一模一样。我摸着枕边的老照片，两个女孩的笑容在月光下渐渐清晰。原来有些离别，不是消失，是让思念在岁月里生根，等风来的时候，就会开出当年的花。
巷口的路牌已经换成了新街名，但我们都知道，在彼此心里，永远有个老巷，有棵槐树，有两个小女孩，在暮色里等着，等着对方说：“回家吃饭了，冰棍要化了。”
后记
故事的结尾没有刻意追求重逢的圆满，而是让时光的裂痕里长出新的羁绊。老巷的拆迁象征着物理空间的消逝，却让情感在记忆与现实的碰撞中获得重生。阿满的存折、树桩的嫩芽、玻璃瓶里的槐花，这些意象串起未说尽的牵挂，正如暮色中的愁绪，最终化作接纳与和解的微光。有些离别是为了让我们懂得，真正的永远，不在刻痕里，而在彼此从未遗忘的时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