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就纳闷，有些人到底是脑子笨，还是嘴笨？这个问题，像只赶不走的蚊子，在我当离婚律师的这些年里，时不时就在我耳边嗡嗡响一阵。
今儿个就遇上两位大姐，活生生把我一天的精气神都给问没了。
头一位，我们叫她王姐。王姐是二婚，电话一接通，那股子犹豫和担忧就顺着信号传了过来。
“郭律师，”她声音轻轻的，“我有个事儿想不通。你说，将来要是我老公的家里人，说我花我老公的钱，我可怎么回他们呀？”
我握着手机，愣了好几秒，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是不是自己听错了。“王姐，你等等……我不太明白。你不花你老公的钱，你花谁的钱？你要是去花别的男人的钱，他家里人要来说你的话，你是不是更没法儿回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她从没往这个角度思考过。接着，她发出了第二个“灵魂拷问”：“还有个问题，我老公的儿子，就是他前妻生的儿子，将来要是让我把户口从现在的房子里迁出去，我该怎么办？”
我的火气“噌”一下就上来了，不是冲她，是冲她这憋屈的问题。“凭什么呀？那是你的家！他的儿子有什么权利管你迁不迁户口？这于情于理于法都站不住脚啊！”
王姐听我声儿高了，反而来安抚我：“哎，郭律师，您别激动。其实吧，我真不在乎这些钱啊房子啊的，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无所谓的事儿。”
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噢，原来您付费来找我咨询，就是为了证明您比我高尚，视金钱如粪土？”我在心里翻了一串白眼。
“行，您确实境界很高，我很佩服。”
她没听出我话里的味儿，或者说她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喃喃地补充了一句：“我就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话到了嘴边，就像堵住了似的。”
我叹了口气，那股无名火瞬间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力感。我好像明白了，她不是来问法律权益的，她是来找我要“一句话”，一句能帮她挡住外界风雨，也能安抚内心不安的“万能金句”。她拥有合理的立场，却丢失了表达立场的语言和勇气。
还没等我从王姐的“无欲无求”里缓过神，第二位大姐，李姐，上线了。
李姐的问题更直接：“郭律师，我想跟我老公离婚，但他一口咬定我出轨了，我该怎么办？”
我按标准流程走：“李姐，那你实话实说，你到底出轨了没有？”
“没有呀！”她声音带着委屈，“我真没有！天地良心！”
“那你就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你没有。这不就完了？”
“可是他不信呀！”她急了，“郭律师，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他相信呢？”
我：“……” 内心又是一串白眼飞过。
“大姐，他信不信重要吗？你现在要解决的是问题，不是要争一口气。你没出轨，为什么需要你来自证清白？他觉得你出轨，那应该是他拿出证据来证明你出了呀。他拿不出证据，那不就是没这回事吗？”
这逻辑在我看来清晰得像小学数学题，但在李姐那里，好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她发出了比王姐更让我窒息的灵魂拷问：“郭律师，问题的关键是，他其实心里知道我没出轨！但他就是非要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啊？”
那一刻，我真想对着话筒喊：“杀了我吧！就这么办！”当然，我不能这么说，我只能揉着发胀的太阳穴，试图理解她们的世界。
我忽然发现，王姐和李姐，看似是不同的案子，但内核惊人的相似。她们都不是“脑子笨”，她们面临的问题，其本质和答案都清清楚楚。王姐完全有权利花丈夫的钱，有权利不迁户口；李姐根本无需自证清白。
她们是“嘴笨”吗？也不全是。她们是内心被一种无形的枷锁捆住了。王姐的枷锁，是二婚身份带来的那点“不硬气”，是传统观念里对“图钱”的指责的恐惧，她怕冲突，想用“不在乎”来逃避可能发生的言语交锋。李姐的枷锁，是渴望被理解、被认可，即使关系已经破裂，她依然执着于老公的一个“信”字，她把自我价值的评判标准，交到了一个即将成为陌路的人的手里。
她们缺的不是道理，不是方法，而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可”和“捍卫”。她们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应得的东西，不敢面对“即使你不喜欢我，我也没错”的局面。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我想起以前我妈常说的话，“人善被人欺”。这里的“善”，不是善良，是软弱，是界限不清。一个不懂得捍卫自己界限的人，就像一座不设防的城，任何人都可以进来践踏一番，最后你还怪自己的城池不够结实。
王姐和李姐，她们都是好人，是传统意义上的“善人”。但她们的“善”，因为没有锋芒，成了刺向自己的刀。王姐的“无所谓”，可能会让她在未来某一天真的失去依靠；李姐的“求理解”，会在离婚拉锯战中让她被对方拿捏得死死的。
人这一辈子，可以善良，但不能软弱。你的退让，必须建立在心甘情愿且对方知情的基础上，而不是源于胆怯和糊涂。理直气壮，有时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当你自己能站稳了，别人的风言风语才吹不倒你。
至于有些人到底是脑子笨还是嘴笨？我看，是心里那口气没提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