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靖康之耻之后，南宋政府偏安江南。对金作战中，南宋当局息战媾和，宦官弄权，政治腐败。其中，江南形成一定程度上商业化的地主阶层，与官僚大地主阶级产生矛盾。

自前辈吕祖谦和郑伯熊去世后，浙东学术分歧显明。其中形成以永康学派陈亮和永嘉学派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之学。主张积极抗金，发展商品经济，注重实际功效问题，批判朱熹为代表的“不切事情”的理学家们。

两者都主张事功之学。在形上道的理解上，强调道在事物之中。陈亮言，“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主张即事以尽道。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理解，注重一个“我”字，天下事皆是身内之事，需身体力行，行事学问强调适用。

对于“理一分殊”命题，更是着重从具体的功用层面加以论述。而不是传统理学家们更注重心理体悟，以尽心、穷理、至善为指导原则。“功到成初处，便是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事功便是“有德”、“有理”。

陈亮和朱熹展开天理人欲、义利王霸之辨。朱熹主张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的历史观。认为汉高祖与唐太宗都不过是假借仁义行其私而建功。本质上是维护儒家正统，坚持天理与人欲的相对，人欲不可成就天理。

陈亮力图消解理学家们重本轻末、重内轻外、重心轻事的偏失。认为道、理，不可舍人，宣扬英雄史观。以“有为”、“适用”为宗，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对于汉唐，陈亮维护道，只要有人的存在便不是纯然天理流行的社会。坚持王霸可以杂用，天理人欲可以并行。

叶适的功利之学，本于儒家的根本原理，强调在具体政事和经济活动中贯彻。对理一分殊的解释，强调因物见理。在格物致知和心诚上，强调“我为我发”的主体能动性。称遇事自找借口、退却逃避的情况为“的从弓矢”，反之为“弓矢从的”。

叶适继承秦时代原始的唯物主义，认为构成自然界基本物质为五行八卦。肯定对立的普遍存在，其中超越对立或者说把对立安排妥当的道为中庸，又称“皇极”。“致中和”，立诚道。

认识论上，强调感性认识，也就是“见闻”的经验知识。指明认识是耳目等感官的聪明与内心的思维交互作用。

对于道德，也所谓正义，叶适说明道德不能脱离功利。没有功利，道德正义都为空话。有道德的人谋利会以利与人，道义与功利可相互统一结合。

“务实而不务虚”，“谋功计较，一事一物皆归太原”。叶适建立以“深信力行”、事功有理的基础的较完整的功利之学。首先，政治上追问立国之本，在于“不以刑法御臣下，而与臣下共守法”。在人才培养上，强调其目的是为了任事，需以实功实效考察和检验，批判科举制度，主张裁汰冗官。在国家财政上主张废除以敛财为目的的项目，这就是对王安石“新法”的批判。总的来说，基本主张便是正义谋利、明道计功。

这事实上也是儒家内部在道德主义和事功主义不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