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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什么怎么穿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大主题，而在网络十分发达的当今社会，我们会上淘宝刷微博浏览时尚杂志等等，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本季穿搭的流行元素，服饰潮流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在魏晋时期，虽然没有网络，但是有一群行走的model引领着时尚潮流。他们在当时犹如明星一般，言行举止各方面都受到了众人的崇拜和追捧。现在让小编来盘点一下，魏晋名士们都引领了一股怎样的时尚潮流呢？

在曹植的《洛神赋》中，宓妃是这样一个飘逸洒脱的美好形象：“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当我们读到这一句时，脑海中闪现的一定是一个衣带飘飘的美妙女子，这股飘逸宽大的着装之风吹启了魏晋独特的服饰风尚。而当时引领这股潮流的当首推“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山涛、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他们经常身着宽大轻薄的衣袍，聚集在竹林中纵情喝酒，恣意歌唱， 随性而不拘礼。在《弟子规》中，君子的着装要求是“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也就是说我们戴帽要戴正，纽扣都得要结好，不要上下不对齐。自己的袜子、鞋子都穿得整齐，鞋带要扣上，这都是基本的仪容，传说孔子的弟子子路和敌人打仗时还谨记老师“冠必正”的思想，时刻保持君子风度，所以在危急关头为了扶正帽子而被敌人杀死。而魏晋名士的服饰明显地走向了“另类”之道，他们不仅宽衣博带，还有各种各样“辣眼睛“的穿法，或穿着在身，或披搭于肩，或者袒胸露背，完全就是一副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的傲娇做派，全然不顾及所谓的礼法。“竹林七贤”在当时社会尤其是东晋后，成为大家公认的精神偶像，他们的行为也随之受到了民众的追捧，宽大的衣衫被视作是典型的潮流而被效仿，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宽衣博带的穿衣风格在他们之间蔚然成风。

关于魏晋名士们喜欢穿宽大的衣服这一特点，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到了与五石散的关系，“因为吃药之后皮肤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道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不仅是服饰受热捧，连名士的小搭配也不放过啊！巾是古代一种常见的扎头束发的物品，在汉之前，巾子多是布衣百姓的穿戴，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喜欢在头发上佩戴巾子，这跟东汉时期名士郭林宗有直接的联系。《晋书•郭泰传》有记载：（郭林宗）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

郭林宗乃是东汉名士，他博通群书，擅长说词，长得高大帅气，身材魁梧，与许劭并称“许郭”。据说一日，林宗外出途中遇雨，恰巧没带雨具，便随手拿头巾折了个角来遮雨，这一偶尔为之的行为，恰巧被人们看见，众人模仿郭林宗的做法，纷纷戴起方角巾，“林宗巾”就这样被流行开来，名士们对社会风尚的引领之功，由此可见一斑。而到了魏晋时期，“林宗巾”常被名士们引为潮流，若做官者佩戴角巾的话，则有弃官归隐之意，因此,“林宗巾”也用来喻指当时隐士。

谢安在当时既是政治家，又是大名士，他的一举一动，也常常为其他人所效仿。“安乡人有罢中宿县诣安者，安问共归资。答曰：‘岭南凋弊，惟有五万蒲葵扇，又以非时为滞货。’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于是京师士庶竞慕而服焉。价增数倍，旬月无卖。”谢安为同乡推销滞销的的蒲葵扇，自己拿了一把使用，效仿者群起，蒲葵扇很快就卖光了，所以，当时名士们的影响力可真不亚于现在的明星呀!

当然，名士们不仅是在服饰穿戴上走在时尚前沿，他们的行为举止也一并被模仿，这可闹出了不少笑话。

上一期我们讲过潘安这个美男子引起的“掷果盈车”的故事，据说姿容俊美的潘岳（也就是潘安）年少时出门玩耍，他一出门就造成了街上交通阻塞，许多的妇人不约而同地围观他，就像现在粉丝们在街上看到了明星一样地激动，可见其养眼的程度肯定不一般啊，就是现在我们都爱用“颜如宋玉，貌比潘安”来形容美男子。故事到这里可没有结束，著名的文学家左思当时听说潘岳出门引起了这样的轰动效应，“亦复效岳游遨”，也模仿者潘安拿着弹弓跑到街上去玩耍，然而左思受到了怎样的待遇呢？“群妪齐共乱唾之”，妇女们看到他竟然都朝他吐口水，弄得他郁闷而归。为什么呢？只因“潘岳妙有姿容”，而“左太冲（左思）绝丑”！估计左思回去以后哭晕在厕所……这该是魏晋时期一个男版的东施效颦的故事。

关于此种类似于闹剧的效仿，尤为被后人说道的还有追慕“竹林七贤”的人掀起的裸袒之风。恣情越礼的表现除了终日纵酒之外，最为极端者的应是裸裎（chéng）了。《世说新语·任诞》篇中写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饿天地为栋宇，及室为挥衣，诸君何为入我挥中。”这是以天地为房屋，以居室为衣裳的刘伶；而《晋书》中说：“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阮籍任情率真，不拘礼法，高呼“礼岂为我辈设焉”，这种放浪形骸的行为为后人所模仿，而有人故意效仿阮籍的行为袒露自己，以博得率性潇洒之名，跻身名士之列，这种虚伪地修饰自己的行径无疑是丑陋庸俗的。

其实不管是魏晋服药之风还是酗酒、袒露等放荡不羁的行为，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在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这些真名士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们的精神处于一种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之中，彻底地离俗不问世事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于酒、药的麻醉中获得短暂的精神解脱，正如《晋书》所言：“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借酒而与司马氏保持距离，排遣内心的忧愁。

在这多姿多彩的时代里，魏晋名士以独特的言谈举止和仪态风采构成了一幅风格独异的历史画卷，千百年来闪耀着独特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