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高三学生，人长的漂亮，特能说，两片薄嘴唇，一天到晚喋喋不休。
她是共青团员，学习成绩优异。原以为考上大学是十拿九稳的事，没想到体检查出患有活动性肺结核。
这当头一棒，不仅挡住她进入考场的路，也悄然改写了她的人生轨迹。只好休学，在家静养。
第二年，病情好转并稳定，刘一梅准备参加高考，大批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高考突然叫停，她只好待在家里。
大麦不熟小麦熟，刘一梅的弟弟比她早成家。弟媳没文化，少教养，倚着门框嗑瓜子，吐出声声碎响。她斜眼看着躺着看书的大姑姐，阴阳怪气地说：“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她把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口号，当成挤兑的理由。
刘一梅哪里容下这口气！她翻身站起来，双手发抖，抡起拳头，用力捶打桌面， 空茶杯被震得跳了几下，发出丁铃哐当声：“我就不信，姑奶奶离了这方土，还活不出个人样！”
刘一梅有个十分要好的同学，初中毕业到兰州投奔亲戚。刘一梅写封信发过去，没等对方回音，就买张火车票直奔兰州。
到了那里才知道，出门三里外乡人。计划经济时代，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稳定工作，寸步难行。若放到现在，只要有活干，就是城市需要的外来务工人员。可在当时被歧视称作“盲流”，会被盘查，甚至遣返回乡。
在同学家住了一个月，实在不好意思再呆下去，经人介绍，到国营食堂当临时服务员。
国营食堂包子味馋得人流口水，大师傅说话更实在：“闺女，想在这儿扎根，得找个有户口的人成个家。”
刘一梅前后相了几个，有的离异带孩，有的家境困顿。母亲去信让她回去，她想想弟媳的话，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咬牙，和一个大她十岁的长途货车司机结了婚。成了有户口的家属。
货车司机挣钱多，能养活她。她不满足，总不能一辈子当家属，白白辜负了十二年寒窗苦读，得找个事干。
她找到居委会，死缠烂打，要求安排到街道工厂。居委会主任应付她：“你先填个表再说。”
刘一梅刷刷填完表，递给主任，主任没接，头也没抬，扫一眼桌子上一摞表：“先放那儿。”刘一梅笑着把表硬塞到主任手里：“你看一眼，就只看一眼。”
主任扫一眼，抬头看看部下，居委会八个人，最高学历初中毕业。她戴上眼镜，盯着那张表，双手摩挲着，脱口而出：“我的娘哎，这是拣到宝贝了，啧啧，看人家写这字，跟印的一样。”
主任立马拍板：“明天你来上班，不用去街道工厂，就来居委会。”
旁边有个大姐有怨言：“我那表给你半月了，也没给我工作，她刚来就……”
主任不等她说完：“你要也能写一笔好字，明天就给你安排工作。”
一梅上班第二天，对接街道办事处，联系普法宣传任务。办事处主任审阅她起草的宣传稿后，连连点头：“新来的吧，不错。”
居委会是基层组织，既无编制，更无级别，但管辖事物包罗万象。从协助维护治安到落实优抚救济，从帮居民办事到解决家庭邻里矛盾，都需要他们统筹协调，人称“小巷总理”。
一梅常拎着鸡蛋去敬老院，挨个给瘫痪老人揉腿，手指压进浮肿的皮肤，像按压一段沉淀的岁月。
大杂院私搭乱建违章建筑，张、李两家邻居扩大自己地盘，出路窄得只能过一人。都不方便，又都不让步，三天两头吵架，一直吵到居委会。
这天是一梅值班，问明事情来龙去脉，一梅给两人讲了“六尺巷”的故事：清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英家人因宅基地与邻居吴家发生纠纷，写信请尚书出面干预。张英回了四句话“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接信后主动退让三尺，吴家见状也退了三尺。
一梅指着两人：“看你们都像明事理的大男人，一定知道这个故事。老张，一个张字掰不开，三百年前你家和张英是一家，想不想向你先人学习学习？”
老张低头不语。
一梅又问老李：“路堵了，是不是心也堵？”
“可不是，下班一回家，心里就堵的慌。”
“那就把路打开，心结也就解开了。”
“当初是老张先……”
不等老李说完，老张抬起头：“姑娘，不，同志，你不用说了，回头我先拆，恢复原来样子。”
一梅很快熟悉居委会工作，忙起来不着家，有时半夜邻里有事，她披件衣服就往外跑。丈夫从不拦她，只嘱咐她路上小心。有人问，你老婆整天管闲事，你不嫌烦？货车司机咧嘴一笑：她高兴就行。当年她跟了我，没少受委屈。现在干她自己喜欢的事，我支持。”
一梅工作能力强，居委会主任退休后就选她当主任，工作更加得心应手。街道办事处两次调她过去，她都推辞掉。她已经爱上居委会，家山遥远，居委会就是她第二个家，她一直干到退休。
刘一梅这辈子，没能走进大学校门，却走进千家万户；她没有正式编制，却有街坊邻里最真心的敬重。“小巷总理”不是官职，是她用一辈子挣来的名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