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奇带着我，沿着扶栏向北走，我这才注意到，西面南墙前有一间隔出来的小房间，三面隔扇上部都是玻璃，此房没顶门开着门外一台摇头风扇，里里外外地扇着。里面有一女工，头带耳机面对一个不断有小灯闪烁的箱子双手插进拔出一个个带有电线的头子，我不禁问：“她在干什么？”“这是总机，厂内外电话都是她给转接的。”我们还朝西走，到西边墙前，我看到窗外有链条往下垂挂，去张望了一下。“这是配版间往上送片芯用的，上面有一葫芦。”我抬头看看。“我们的更衣橱在里边。”曹奇指着门上有钥匙的说：“你随便找个有钥匙的门打开，里边空的话，拔下钥匙，记住门号，这就是你的存放衣物的地方了。”“噢，明天再说吧。”他开了个门拿了衣物带着我从刚才上来的楼梯下去，他问我：“上班时出了那么多汗，不去洗个澡？”“我回马达装配组去拿毛巾。”“你把你的东西都拿过来吧，存放在更衣箱里好了。”“噢。”

我回制片间，注意到两个人，一个早上同来俩人中那个很瘦的中年人「老许」他是中班。另一个我来时就在的胖胖的老人这时还在干活，他的活，是巡视检片，再挨个儿地抽张唱片到外面玻璃天棚下南头的一个门东边的隔间内去听唱片，我不禁问他：“老师傅，你怎么不下班？”他对我笑笑，告诉我：“我是长日班，四点半下班。”中班刚上班，第一批“箱子”还未下来，更没有粉边要倒，粉块、粉纸要加，「老许」拎着个大号铝茶壶给车上工人倒开水。我在班上，曹奇没让我给大家倒过茶水，有人要添茶水，自己下来到南边长桌上来到的，只是在水壶里快没水时，曹奇让我到玻璃天棚下南头门口右侧一间用木条、三夹板隔出来的，内有用蒸汽烧的爆仗炉放水。与东边的隔间天差地别，东边隔间里有台有凳，舒适整洁台上有架很大喇叭的手摇唱机，上有房顶，放唱时，外面听不到一点声音。这开水房，上没顶，下湿漉漉。

这天下午二点三刻左右，我回到马达装配组，钱林福坐在原本是我的位置上装马达问我：“下班了，在谁的班里？”“曹奇。”“好，曹奇那人很好的。”叶振华点点头，李卫国也忙说：“曹奇好，曹奇好。”老前辈孙仲毅则是向我投来有笑有怜的眼光，聂活一本正经地说：“工人末，到哪里都是干活吃饭。”蒿宝玉咳了声，用手推了推眼镜，他用纯真无邪的眼光看看我，还微微地点了点头。庄谐娥轻轻地说了句：“故事没有听了。”栾招娣说：“纪已巳，三班制，你空的时候只有多了，有空来陪陪阿拉，给阿拉讲故事。”我笑着向她们点点头。

在这里，我除了那条已旧了的414毛巾外，还有早晨收下的一件汗衫一条短裤，别无东西。拿了去洗澡。洗完澡，将换下的汗衫短裤带回宿舍去洗。可那湿的毛巾无发带，依旧挂在老地方，对钱林福说：“阿福师傅，毛巾我明朝早晨来拿。”“没关系，没关系。”于是我与大家告别后向钳工组走去。当跨进钳工组我问自己来此为何？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找起人来，找谁？找来找去没找到人。自然，我也没站定在那儿，走到虞岳泉身边，与老胡、弗神隆打了招呼，告诉他们：我去压片间支援，大概是要二个月。说话间，我继续在找，猛然间发现，汤黎黎就在我背后，她在老虎钳上锉什么。她们穿着一式的淡青色工作服，也都戴着同色的工作帽。要不她突然“去，去”的发出声音，我回头看到她左手拿着锉刀，右手在推另一姑娘，被推的姑娘格格笑着，朝我扫了眼，而她却头也不回。我既不敢到她身边去与她说说话，又不甘看上背影一眼就走。于是自言自语地扔下一句：“去徐家汇兜一圈再回厂吃夜饭。”这话是说给“她”听的，可我言行一致，真的去了徐家汇，干什么，并无目的。

我下意识地来到了衡山路、天平路那儿，这才涌上一个愿望，是想到徐家汇工人俱乐部图书馆看一看。可感到奇怪的是原地址变成幼儿园了。想了想，进去问问里面的老师吧。一位老师告诉我：就在对面。我出来朝对面看去，在市百六店东面是连着的白墙面楼房，楼房东面有打开着的大门，却没有单位招牌，但在大门西侧有一门洞，门洞左边却有一块招牌，正是徐汇区工人俱乐部图书馆。我就过马路，走进门洞，那儿底层有很多人在忙活着，一问，是中药房仓库，图书馆在楼上。上到二楼，就是图书馆，地儿小只有借还书籍，没了阅览室。那位脸像王丹凤的工作人员还在。我问：“怎么搬到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来。”她热情地告诉我：“这是临时的，待漕溪北路卅号那儿场地整修好后这个俱乐部都搬去。那儿场地大了，还有小桥流水的。”“好，待你们搬过去后，我来看看。”“欢迎，欢迎。”她给我的印象不只是美丽，更是直爽热情，很对我的脾胃。记得她的名字叫袁守菊，看上去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但在待人接物上比我成熟得多了。这是她们还在对面时，我观察得到的。

我回到厂里，进花园路大门，朝门房间里的电钟看了眼，刚过四点半。我便朝南走，刚到转弯处，看到一帮子贵州代训艺徒走进食堂中门。我加快了脚步，跨进中门时，有二个穿着淡青色工作服戴着同色的工作帽的姑娘挡在门口正想饭桌上找人，一个悄悄地说：“怎么？不在。”另个说：“管他呢。”我一激动，假咳了声，俩人别转头，俩人脸立刻绯红，先说话的即是刚才在钳工组被汤黎黎推的姑娘，她将汤黎黎一推，自己格格地笑着追同道的姑娘们去了。汤黎黎绯红着脸对我说：“她叫刘云霞，我们很要好的。我们还要义务劳动，吃饭去了。”她大步流星地追上刘云霞，俩人并排着排在那群姑娘后边，还回过头来朝呆在原处的我看了看。我注意到，刘云霞也好，其他姑娘也好，戴工作帽一律额前光光的，而汤黎黎却露出了刘海，特显风姿潇洒。

我平时吃饭很快的，四两饭，一客菜，菜基本上是五分钱一客的蔬菜，这顿夜饭买了块红烧肉（有菜底），一角伍分钱，坐在她们（七、八个人挤在一桌上）相邻的桌上，边吃边听她们七嘴八舌地说话就慢了些，汤黎黎又与众不同，只是默默地吃饭，偶尔朝我看上一眼。很快，她与刘云霞俩人吃好了，端了碗筷向北面中门前的碗筷堆放箩筐走去。我也快快地吃完，放了碗筷随她们走出南边的中门，刘云霞回过头来说：“我们去后门走走。”我就紧走两步，与她们并排走，汤黎黎右胳膊挽着刘云霞，对我说：“我们去后门对面的烟纸店。”“买什么？”我问。“侬去了就晓得啦。”我凭印象，想：后门烟纸店除了香烟好象没什么卖的，因我不抽烟，平时也不注意它，难道她俩中谁还抽烟？于是注意地看了眼刘云霞。刘云霞个子与我差不多高，比汤黎黎高了半个头，脸方，单凤眼，皮肤白皙，因她俩要好，也就不多想了。来到烟纸店，玻璃柜台上比以前多了几个玻璃瓶，存放着橄榄、话梅、盐津枣之类。我这才恍然大悟。汤黎黎拿出二角钱：“同志，请给一包话梅。”店员立即拿出一张不大的白纸，用铝制小铲从玻璃瓶里铲了一铲，用眼光数了数：“多了一颗，你常来买的，就算了。”立即包成三角包，递给汤黎黎。汤黎黎刚要伸手接，刘云霞就抢了过去，立即打开，拿了一颗放进嘴里，啧啧连声：“嗯，好吃，真好吃。”一会儿，把核吐了，又拿一颗放进嘴里，并伸手将摊开的话梅，隔着汤黎黎送到我胸前：“吃。”我摇摇头问汤黎黎：“你爱吃话梅？”其间，刘云霞又吐了个核，再拿了一颗放进嘴里，这才将那摊话梅还到汤黎黎手上。汤黎黎接在手上，送到我面前：“吃。”我还是摇摇头。刘云霞吐了核，说：“你拿一颗塞到他嘴里吗？”顺手又拿了颗放进自己嘴里。我说：“话梅不能这么吃，要品的。”汤黎黎将摊在手上的话梅往上抬了抬，我这才拈了一颗放进嘴里，她自己也拈了颗，又送到刘云霞，刘云霞还真的又拿了颗，汤黎黎将剩余的话梅连纸捏在手里。那店员立即说：“来，我再给你包好。”又递还时，朝我看了看对我笑了笑，还点了点头。

我们回身过马路时，汤黎黎才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我家里人常去淮海路买的，她喜欢吃，我在她高兴时，偶尔给我一颗吃，感到味道不错。”我很理解汤黎黎所说的「家里人」、“她”是指后妈。我又问了句：“也是这味道？”俩人异口同声问：“话梅不都是一个味？”我笑了笑：“我从来不吃零食的。”到厂门口，我对她们说：“你们辛苦了，还要义务劳动，我不陪你们了。”汤黎黎点点头。我嘴里的话梅已无味了，用舌头和牙齿把它薄似纸片儿一点点的肉吃了吐了核，心想：小时候吃过一次蛮娘从南京路劳家屋里拿来的话梅，那才叫味好肉厚，吃后还满嘴奶香，回味无穷了。回宿舍的路上，我问自己为什么不随她们到钳工组假借看老胡、虞岳泉、弗神隆，并与他们闲聊闲聊，而陪她们一会。如同我在鲁佩德做中班时，在劳逸结合的周六晚上常去闲聊一样。我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是觉得不能去。

第二天一早，五点半就到厂里，吃了早饭，到制片间，看到与「老许」同来的头顶中间秃秃的人，被夜班带班组长叫了：“曾德家，今晚不能迟到了，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那人说的是北方口音，口气严厉。我想：这个曾德家不要正是曾家小开，可他是什么身份？那个带班组长对他说话如此不客气。而他还微笑着：“是，不会了。”不过，我不管别人事，拿起水壶去放开水。到了开水房却放不出开水，我看看锅炉右旁的一根玻璃管透明的，所不同的是，昨天，这炉子上冒着腾腾蒸汽，现在些微蒸汽是有气无力地散向南面窗外。这时，有个女同志走过，看我发呆，停下脚步，朝锅炉旁的玻璃管看了看：“没水了。”她走进来，开了水龙头同时开了在锅炉后面，西墙上的蒸汽龙头，回身出来再指指锅炉另一边的温度计说：“到一百度再关蒸汽。水只要到这根玻璃管子的顶了就可关了，太满的话，水一开会蒲出来，关蒸汽就麻烦了。”我很感激她：“谢谢师傅。”看了看她脸非常像当时香港的一位叫白玫的著名演员。我看过白玫演的电影，留下较好印象。人呢，仪态端正大方，她走进车间时，传出她平和的话声：“蒋达亨，快下班了。”“林芳，你们也快了。”这是夜班带班组长的声音，由此我知道这俩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