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娘家人

宋永权

母亲六岁那年，家里又添了弟弟和妹妹。在那个物资贫乏，生活困苦的时期，为了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不得已，嘎爷就把母亲送给了在城里工作的表哥家。嘎爷的表哥家无儿女，生活条件相比嘎爷家要宽裕很多。

嘎爷家有四个儿子。按照农村人多分家的习俗，已经结了婚的舅舅们都已分家过日子。都说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因为当时外婆是跟着三舅家一起生活，所以母亲每次回娘家都住在三舅家里。母亲和三舅家感情比较好，始终和三舅家走动得比较频繁。每次回家，亲朋好友都称她又“回娘家”来了。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母亲一直以来，都是把三舅家当娘家走动的。不是说三舅家不是母亲的娘家，是因为保康有句老话：“丢出去的儿女，泼出去的水。”

三舅眼有残疾，一个个子矮小，笑容满面，遇人总是一脸谦和的农家汉子。疾病使他的右眼变的浑浊，眼窝下陷，看着有点怕，孩子们见了都躲着。三舅母也是一个聋哑人，但人长得好看，使我时常在想，如果不是三舅母有残疾没准就不会成为我的三舅母，心中不免暗暗庆幸三舅因祸得福。 

后来，母亲成家，有了自己的家和孩子，过上了自己的日子，虽不富足，但也过得相对幸福。三舅总是隔三岔五地步行四十多公里山路来看我们。每次三舅来我们家，爷爷就习惯性地卸下房门半块，用两条板凳当支架，搭建简易的床。三舅就睡在门板搭建的简易床上，他在“吱吱呀呀”的门板和板凳摩擦声中，美美的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三舅总能拿着母亲找街上邻居弄来的破旧衣服和其他物品回家。临行前，母亲总是再三叮嘱三舅，哪些衣物是给大舅、二舅家的，哪件衣服是给外婆、三舅母和小姨的。

跟着母亲回娘家，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是我八九岁的时候。那年夏天，我跟着母亲坐班车到鹰子岩，后面的路程还需要步行十多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石板沟。路是一条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最宽处也就三四脚。我像跟屁虫一样跟在身上背满包裹，步履蹒跚的母亲身后，走走歇歇，来到三舅家对面的山头，母亲扯着嗓子对着山下面一排土房子，喊着三舅的名字，要三舅和大表哥来接我们。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表哥，一头乌黑的头发盖着他的半边脸颊，不协调的背心和短裤穿在他被晒得黝黑黝黑的身上，像极了洗脸架上挂的一套宽大衣服。大表哥个子比我矮，他接过我的小书包，拉着我的小手，一路小跑的奔向家的方向。刚进院子，就听到大表哥冲着几个站在院子里的老表们叫道：“你们看，权娃子我接来了”！大表哥面带炫耀，骄傲而略带张扬的表情惹的老表们一个个面露嫉妒。

嘎爷家院场里有十几个娃子，都是我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和老表们一段时间的相处，慢慢地练就了我的野性。大舅家的表哥用木板给我做了一把“手枪”，我非常喜爱，白天我把枪别在腰间，夜晚我放在枕头下，从不让它离开我的视线。我时常拿着那把“手枪”跟着表哥表弟们玩“打仗”的游戏。我腰挎着“手枪”，学着电影里杨子荣抓获了“座山雕”，我还用这把枪“打死”了几个“白狗子”兵，活捉了“彭霸天”、打死了“黄世仁”。我手里有枪，理所当然的就是当八路军、解放军的英雄，表哥表弟们都是我的“俘虏”和手下败将。因为我有一把“手枪”，以至于回城后在县城我们这帮娃子们当中就成了“老大”，就是平时欺负我的“彭霸天”“黄世仁”，转眼都围着我的屁股转。那段时间，我显得霸气十足，好不威风。

打猪草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舅母们的安排下，表哥表姐们每天必须要打一竹篮子猪草回来。我跟在提竹篮子的表哥表姐们后面，上山下地去打猪草，哥哥们爬上枸树去打枸叶，姐姐们把打下的枸叶各自往自己竹篮子里装，枸叶装满了竹篮子，我们就开始做游戏。首先找来三根树枝，把树枝顶对顶架起来，然后在三足鼎立的空隙中间，各自抓一把猪草放在下面，每个人在离支架十米外轮番用石头砸向支架，谁把支架砸滚了，猪草就归谁所得。每次我和二舅家的平哥一个班，他眼力好，我靶子准，每次都是我们班得的猪草最多。平哥有我的支持，每次打猪草游戏我和他都是得意洋洋，满载而归。

爬树掏鸟窝是表弟洋子的拿手活，他个子小，胆子大，身体轻，十分机灵。再高再粗的树他都敢往上爬。我们一帮孩子怂恿他去掏三舅后面槐树上的喜鹊窝，洋子脱下鞋子，光着脚丫，三把两下就爬到很高的树杈上，他刚靠近鸟窝，两只喜鹊围着洋子“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当他将要把手伸进鸟窝时，一只喜鹊冲到他的头顶，叫唤得更加厉害。三舅听见喜鹊的叫声如此激烈，他悄无声息地来到屋后想看个究竟，见我们几个孩子正围着大槐树往上看着，三舅顺着树干看见了树上的洋子说：“你下来，我不打你”。洋子下了树，三舅也食了言，揪着洋子的耳朵就往屋里拉，声音放高了几倍，你们都跟我回屋里去。洋子的耳朵被三舅揪着，他踮着脚，被三舅拉进了屋。我们也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紧跟在三舅后面回到了堂屋里。洋子跪在前面，我们也乖乖地跪在后面，任凭三舅打骂。

日月如梭，时光如轮。嘎爷和外婆早已驾鹤西去，大舅在七年前因大脑出血，没有得到及时救治也去了天国，大舅母也被她的二儿子顺老表接去了宜昌。现在我们已步入中年，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们都有各自的事业，在城里安了家。读书最多的平哥最有出息，在深圳办了厂，管理着近千号员工，很多的保康老乡都在他的工厂里打工，家里的二老也跟着他去了深圳享福去了。脑子灵活的洋子，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个外资企业跟老总当秘书。他不仅在京城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还置办了自己的产业，三舅和三舅母也跟着洋子去了北京。四舅、四舅母还住在石板沟的老房子里，四舅的儿子女儿都在杭州安了家，多次接他们去杭州，恋家的四舅说啥也不去，说是要守祖辈传下的家业，守着我们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童年，等着我们相邀再回石板沟。四舅多次托班车师傅给我带来腊肉、鸡蛋、香油和整理好的玉米糁，还有他们种的蔬菜。

“想你们了，这些年大家都在各自奔忙，找个时间我们集体回老家一趟吧！看看石板沟的变化，看看家乡的发展，再重温一次我们童年的时光”。2018年腊月，接到大表哥打给我们这群弟弟妹妹们的电话，大家积极响应大表哥的倡议。

腊月二十九，带着对童年的记忆，带着对石板沟的期待，各自从四面八方赶回的我们，重返了石板沟。

好多年都没有去过石板沟了，眼前的一切都找不到昔日的影子，甚至舅舅家门前的枇杷树、桃子树、李子树、柿子树都没了踪影，代替它们的是一棵棵红叶石楠风景树，一栋栋小洋楼依山而建，整洁的村委会门前也建起了文化广场，广场上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东边的文化墙上，贴满了村里的概况，“村规民约”和一些财务公开、低保户评选、精准扶贫户的张榜情况。还有村里评出的“文明礼貌星”“遵纪守法星”“环境卫生星”“兴业致富星”“诚实守信星”的五星图片和个人事迹。广场西边还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听四舅母说每天晚上都有好多的人在这里跳广场舞，早上打太极拳。原来和我们一起玩的同伴，好多都开上小轿车，住着小洋楼了。就是四娃子家里多灾多难，不过他们一家也住进了政府建设的精准扶贫房。

眼前的一切都是新得，新得让人觉得石板沟原来的人和物都不曾存在过。唯独没有变的是舅舅们家的老房子。三舅家屋后的大槐树，还是那么挺拔，不一样的是多了一道道历史的沟纹，多了些许时间的沧桑。大槐树上面的喜鹊还在叽叽喳喳的叫着，尽管它们在此繁衍生息不知多少代，可是它们的鸟巢还是那么的坚固不朽。

中午时分，屋外团聚的鞭炮声亦不能打断亲人相见的喜悦。在三舅和大表哥的安排下，大家依次围坐在八仙桌旁。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面颊微红的大表哥端起酒杯，对着满屋的亲人扯着嗓子高声说道：“兄弟姐妹们，我时常想起和你们在一起的童年时光，我想回到生我养我的石板沟，我还想把老房子推了，按老房子的样子，还是用泥巴砖，重新建一座新屋，等大家都老了的时候，我们再回到石板沟，一起玩打仗，一起打猪草，一起掏鸟窝”。大表哥说着说着，眼角的泪花不知不觉地流满了脸颊。

此刻，我转目望向窗外，稻田里绿绿的麦苗，随着微风轻轻地拂动。我仿佛看到了在天堂里的母亲，又回到了娘家，仿佛又听见了她和亲人们那朗朗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