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村西头的瓦房住过一位老人，人们称她“癸姐”。因我儿时先识得“贵”字，脑中没有“癸”字的影子，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是“贵姐”。贵姐只是寻常农妇，仅认识少许几个字，与丈夫种了四五亩田，育有六七个儿女，实非富贵之人。
为何称她贵姐？她一生与“贵”字的反差让我心存不解。也许贵姐于我而言着实寻常，也或许在求学路上我离开村子既远亦久，这种不解也就渐渐淡去，并尘封了起来。
贵姐春冬喜穿蓝布粗衣，戴一顶绒质的深色帽，夏秋常穿“的确凉”，花白的头发整齐地别着发卡，脚上则是自纳的布鞋——有冬夏两款。衣裤虽多有补丁，但从没见过些许污迹，也不曾嗅到丝毫异味。印象中的贵姐总是“衣服虽破，犹存仪礼之容”。
贵姐的瓦房黄土为墙，松木作梁，虽简陋之极，但归置却处处用心。家中物件或为乡间木匠手工制作，或为贵姐丈夫用自家青竹编制，虽经年累月使用，却无多少破损，反倒累积了不少岁月的厚重。生活杂物、粮油酱醋，分门别类，按序摆放，看起来井井有条。地面虽是夯土，且坑洼不平，但贵姐几乎一日三扫，终年一尘不染。庭院清净宽亮，夏季别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味道。
如此种种情景，多定格于我童年的记忆。
二
我自小学六年级住校，此后多数时光均在学校度过，算起来与贵姐相处的日子并不多，但对她的记忆却存满满的温暖。
每逢寒暑假，她会早早从母亲那里打探我的归期，守着时间临近，然后就慢悠悠地沿路看完她的庄稼，并装作不经意地到我家中，满面笑容地问我一些重复多年的问题。无非回家坐什么车，路上有无同学结伴，什么时候返校等等。最后总会邀请我、堂弟和妹妹到她家中吃饭。若是我们敷衍应承，哪怕是考虑她年迈而不想劳烦，以致偶尔逾期未去，她也必会将食材亲自送到各自家中，请母亲们代为烹饪。
好在多数假期我会主动去贵姐家，一则看望两位老人，二则也赴了贵姐的一餐之约。有时是空手而去，有时会捎点水果，但空手与否，贵姐绝不在意，倒是拎了东西反而会被她责怪乱花钱。记得大二暑假，我重感冒两周后去她家，贵姐见我气色不好，就快火煮了一大碗面，还炒了盘青椒腊肉丝，并拿出她平日攒下的鸡蛋连着煎了六个，监督我统统都要吃下。筷子刚放下，她又冲了一大杯糖开水，说可以补气，劝我赶紧喝掉。这顿饭后，母亲私下跟我透露，贵姐没少责备她，说孩子生病也没照顾好，都饿成那样了。
三
我对贵姐的记忆终究是不完整的，因此常请父母、姑姑们讲贵姐的故事，尤其是贵姐去世以后。贵姐膝下有三子四女，七个中有六个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儿女繁衍生息，到三世同堂时，已有内外孙十人。贵姐的丈夫是种地好把式，也会编竹具、做扫帚等手艺，但生性忠厚，少言寡语，与人无争，加之年少患了耳疾没有治疗，导致听力渐渐丧失，故而加重了他与人交往的障碍。在很长时间里，家中大小事务的计划安排，不得不由贵姐主要操持。家里的这种情况，加之时代的因素，自然灾害的频发，一大家子人的口粮生计，着实让这个家庭的生活举步维艰。最困难的时候只能挖草根、剥树皮、采“观音土”（一种粘土）充饥，所幸一家人同舟共济、相互帮持，都活了下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子女们也早早地分担起了家务、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家中的生活状况才渐渐好了很多。
垂暮之年的贵姐虽然儿孙满堂，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却曾先后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幼子高考落榜后回村里小学任教，教书不久便悬梁自尽，那年刚满十九岁。次女某年大年三十在婆家触电身亡，报丧之人赶来时，贵姐正在准备团年饭和大年初一女儿们回来的菜肴。二十多年前的记忆总体是模糊的，但贵姐瞬间爆发的不加掩饰的呼天抢地、嚎啕大哭，却深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她一直反复地哭喊着：“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怎么说没就没了……”。小时候我并不理解这两次变故对贵姐打击的沉重，反倒是亲见贵姐恸哭的那一幕，竟成为我等顽童模仿的把戏。现在想来，母亲为此对我们的一顿暴揍，还是下手太轻！
四
贵姐的身体一直看似健康，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心脏潜伏的先天性缺陷逐渐显现，从开始不能背负重物、下田锄地，到后来不能爬楼梯、上陡路，还并发了糖尿病。劳累、悲伤和岁月交织，暗中侵蚀着她的身体。但生活的磨练让她已变得过于坚强，即便是这样的身体状况，她仍坚持帮助老伴种些蔬菜，并自行背到集市换些零钱，说要尽量为子女减轻负担。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老伴罹患脑萎缩，从开始的健忘，到情绪的暴躁，再到后期自理能力的丧失，贵姐始终都耐心地照料。值得欣慰的是，老伴纵是忘记了所有事情，也不认识了子女，但始终记得贵姐一人，这也算是给了她一些安慰。后来老伴多次入院，但医生也无回天之力，终先一步离她而去。夫妻两人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神、形已似圆规的两脚，缺少任何一只则难立。我无法想象贵姐是如何守着这份残缺，然后独自熬过老伴离开之后、自己步入终点之前的三百六十多个夜晚的。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想到一段不知在哪读过的告白：“我希望你比我先走，然后把你安葬，让你安心。把痛苦都留给我，把寂寞也留给我，因为这是我爱你的方式。”
贵姐临终前走的并不安详。她因中风导致偏瘫，不能动弹、不能言语，粒米难进、滴水未沾，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胸口偶尔的起伏，尚存但渐弱的气息，提醒着守候在旁的儿孙，她的大限将至。贵姐生命的最后一刻终归还是来临，她追随着老伴，从村西头也搬到了村东头，躺在了坟地里，一起长眠于他们曾经劳作过的田地。
贵姐不知道，其实老天要降临于她的悲痛远不止此，但所幸无须承受再多之痛。她去世两年后，心爱的小孙子大学毕业后于深圳工作期间猝死，享年二十六岁。贵姐家中再次重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好在这次她无法看到。
五
如今，她住过的瓦房已不见踪影，物件器具也不知去向。儿孙若是思念贵姐，也只能到村东头她的墓地，抚抚碑石，锄锄青草，上几柱香，烧几张冥纸，在袅袅青烟中，透过朦胧的双眼，去追寻她模糊的身影。在寄托哀思之余，努力试着去读懂未曾读懂过的她的往事。在灰烬中，期望她的性格之光能够重燃，并成为现世儿孙心中永远的灯塔，激励着他们在人生路上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今年终于从多位长辈之那里得知，贵姐生于一九三三年，即农历癸酉年，于是她父亲为其取小名“癸娃儿”。成年后嫁到高家，家族因敬她而称其“癸姐”，于是癸姐的称谓在村里传开。
癸姐是我的祖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