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初夏，广东河源的热风已经开始灼人。
我正在喂猪，乡邮递员在田埂上喊我，说有信。
我撩起衣角擦了擦手上的泥水，接过那封薄薄的信。
是老王写来的。
信上说，组织上给了笔安家费，林业工人可以带家属了。
他让我把家里的东西处理一下，带着孩子去大兴安岭找他。
老王是个林业工人，我们已经快两年没见了。
家里三个孩子——老大九岁，老二六岁，老小是个丫头，才三岁，还得整天抱在怀里。
家里没什么值钱东西。
我把被褥、桌椅、锅碗瓢盆都给了老王的弟弟，猪贱卖了凑路费，唯独那两间歪歪斜斜的泥屋，一时找不到人接手。
正在我着急时，村头的屠夫赵大眼找上门来。
赵大眼人如其名，眼睛大得像铜铃，看人时总带着几分算计。
他说想用我的房子做屠宰场，问我用一坛猪油换房子行不行。
见我犹豫，他凑近一步，压低声音：
“嫂子，我听说老王待的大兴安岭，一年有半年是冬天。”
“除了盐水煮黄豆，难见荤腥。”
“你带着三个孩子，这坛猪油能救急。”
这话说到了我心坎上。
我跟着他去看了那坛猪油。
那是个雪青色的坛子，上着亮闪闪的釉。
我见过的坛子都是紫檀色或姜黄色，乌秃秃的，唯独这只，颜色清雅，身形流畅，肚子微微凸起，像个怀孕四五个月的女人。
勒口是明黄色的，像戴着个金项圈，喜气洋洋。
还没看里面的猪油，我心里已经愿意了。
掀开盖子，一股浓郁的油香扑面而来。
猪油雪白细腻，竟然灌满了整个坛子，少说也有二十斤。
我找来一截高粱秆插进去试探，顺畅无阻，确实是上好的板油炼的，没有杂质。
赵大眼在旁边叹气：
“这坛猪油用了两头猪最好的板油，我是专为你准备的。”
“你可不能送给别人吃，谁想舀一勺两勺也不行，糟践了我的心意。”
我答应了，抱着这坛沉甸甸的猪油出了门。
身后，那两间住了十几年的泥屋，再也不属于我了。
许多年后我都在想，如果当时知道这坛猪油会引出后来那么多事，我还会不会做那个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