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还蹦达得欢，到中午不知犯了什么冲，下午下班的时候喉咙已肿胀得吞不下口水，沿着呼吸道一路下来，变成一条疼痛的管路。支撑着往家里走，头晕脑涨，路边有同事和我打招呼，喂，你走路怎么只看地下不看人？我还是保持这奇怪的姿势，简单答复一句我发烧了。
推开家门，晚餐已至尾声，老公说要带宝宝去公园走走，我有气无力地回应着，他再问怎么了，我话未出口，眼泪却扑簌簌地往下掉。生病的人最娇气，话不想多说，还希望别人能懂得和爱惜，我难过的却是我不该把病症表现出来，悄悄吃几颗感冒药应该也可以扛过去，不必闹得世人皆知。
可是，已经闹出动静了，我只好乖乖听话，匆匆扒完饭，就到医院看急诊。医生带着遮头盖脸的大口罩，稍做检查就开处方，我问是不是要打针，医生冷冷回答，要挂点滴。就知道上医院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多大的毛病都是靠点滴解决，我无法拒绝，想想家里还有小孩，我必须用最快的速度使自己好起来。
坐在输液室里，我已进入眼光迷离状态，只感觉冷，很冷，我知道接下来将是热，非常热。刚才量过体温，38℃，可真正的高烧尚未到来。
不知怎的，我一下记起了中专时那次发烧的情景。我也是这样的迷糊，寝室里昏黄的灯光照着姐妹们忙碌的身影，红子总是问好点没，我只说冷，容子赶紧把她床上的被子拖下来全堆在我身上，我又喊热，阿紫用脸盆打来冷水，浸湿毛巾压在我的额头。冰冷的水顺着我的眉梢眼角流下来，流进了我的头发，再一直浸到枕头里，我摇晃着头，一个劲地嘟囔不舒服。那时的我们都还是十四五岁的小丫头片子，在家病了只会抱着父母撒娇，如何知道遇到真刀真枪的时候，电视剧里敷头擦汗的治疗方法并不是真正能管用的。后来，大家慌了神，飞跑着叫来班主任，把我送到学校医务室打了针才稍稍稳定。
一晃眼二十年过去了，有些在生活的磨砺中一成不变竟成了常态，譬如我的孱弱，譬如红红的唠叨，譬如容容的真诚，还有阿紫的爽利，然而更多的感情与记忆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灰飞湮灭。
手背传来的胀痛打断了我的回忆，我抬头一看，已经只剩最后一点药水了，可我还在浑身打着摆子，四肢冰凉，呼吸憋闷而急促，感觉异常难受。我叫护士，护士正在拾掇旁边的病人让我等等，可这时我已两眼一抹黑完全说不出话来了。依稀听到老公焦急的声音，护士跑过来给我拔针头，把我抬到监护室的床上，医生也来了，听诊，输氧，喂水，一阵忙活下来，我缓缓感觉恢复了温度。医生说，不是药物过敏，是你身子骨太弱。
折腾了半宿，凌晨回到家，再量体温，39℃，这烧终于轰轰烈烈地发起来了，我也可以睡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