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秋来，老梧桐树的年轮又添了几圈，杨家的后辈们也踩着时代的鼓点，长成了高矮不一的模样。
杨国青的儿子杨利浩，打小就不是读书的料。眉眼随了他妈，清瘦文弱，对着课本上的方块字总犯迷糊，倒是摆弄收音机、手电筒这些零碎物件，手比脑子还快。中考那阵子，杨国青天天守在煤油灯下陪他熬夜，烟锅子抽得滋滋响，到头来，杨利浩还是离高中录取线差了一大截。“不读就不读，”杨国青把烟锅子往鞋底一磕，闷声道，“去县城技校学门手艺，饿不死。”
技校三年，杨利浩学的是机电维修，倒也不算混日子，好歹能鼓捣好村里那些罢工的水泵和配电柜。毕业回家那天，他扛着半旧的帆布包，刚踏进院门，就被杨国青拽到了堂屋。“我托人打听了，今年招兵，你去试试。”杨国青的眼睛亮得很，“去部队锻炼两年，回来好歹能谋个公家饭碗，比在村里修机器强。”杨利浩没吭声，他知道爹这辈子就盼着家里能出个吃公家饭的人，便点了头应下。
征兵体检那关，却把杨利浩卡住了。量完身高体重，医生皱着眉摇头：“太瘦了，差三斤，不合格。”杨国青在旁边急得直搓手，想找熟人通融，却连个能搭话的门路都没有。回去的路上，父子俩一路沉默，老梧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条沉甸甸的鞭子。
打那以后，杨利浩像是突然开窍了。往日里吃饭挑挑拣拣，如今顿顿捧着大碗扒拉，他妈瞅着心疼，变着法子给他做吃食。蒸红薯、煮鸡蛋、玉米面贴饼子，顿顿往他碗里塞，还托人从镇上割了五花肉，炖得酥烂，让他就着米饭吃。杨利浩也不含糊，吃完饭就跟着村里的壮劳力下地，扛麻袋、翻土坡，往日里细皮嫩肉的手，没多久就磨出了一层厚茧。日子一天天过，他的脸颊渐渐鼓了起来，胳膊腿也结实了不少，站在太阳底下，竟有了几分庄稼汉的硬朗。
第二年征兵，顾美英早早托了在镇上卫生院工作的远房侄女，领着杨利浩去复检。量体重的时候，指针稳稳地过了合格线，医生拍着他的肩膀笑：“小伙子，这下达标了。”消息传回家，杨国青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哐当一声落在柴垛上，他转过身，黝黑的脸上笑出了满脸褶子，眼角却亮晶晶的，抬手抹了把脸，也不知是汗还是泪。
日子像老梧桐树的枝叶，往繁茂里长。又过了几年，杨家出了件大喜事——杨国山的大孙子杨子轩，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这可是杨家几代人里第一个大学生，消息一传开，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来道贺，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升学宴摆在县城的小饭馆里，十几张桌子挤得满满当当。红绸子挂在屋檐下，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震得人耳朵发响。杨国山穿着新做的藏青色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主位上，被亲戚们围着敬酒，一杯接一杯地喝，脸上的红光就没褪过。
轮到杨子轩讲话时，小饭馆里突然静了下来。小伙子穿着白衬衫，眉眼清秀，站在台上，手里攥着话筒，声音微微发颤：“我这辈子最该感谢的人，是我爷爷。”他抬眼看向杨国山，眼眶一下子红了，“小时候爸妈离异，我爸出去打工，是爷爷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冬天怕我冻着，把我的脚揣在他怀里暖；夏天怕我热着，半夜起来给我扇扇子。我读书读到半夜，爷爷就坐在旁边陪着。有人说，农村娃读书没用，可爷爷总说，子轩，好好读，读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的声音越来越哽咽，台下不少人偷偷抹起了眼泪。杨国山坐在那里，嘴唇哆嗦着，浑浊的泪水顺着皱纹往下淌，他抬手去擦，却越擦越多。这辈子，他扛过锄头，种过庄稼，挨过饿，受过累，从没掉过一滴泪，可今天，听着孙子的话，他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酸得疼，又暖得发烫。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宾客们渐渐散去。杨国山拉着孙子的手，一遍遍地念叨：“好，好，好啊。”
岁月流转，杨家的后辈们，一拨又一拨地往县城、往省城走。杨利浩退伍后，在县城的消防部门找了份工作；杨子轩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上班。杨凤池的孙子、曾孙子们，一个个离开了村子，散落各处。
有人说，杨家的根，怕是要移走了。
可每逢清明、中秋、春节，那些走出去的杨家后人，总会拎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赶回村里。他们会聚集在老梧桐树下，听长辈们讲过去的故事，看孩子们在树下追逐打闹。他们说着城里的话，穿着城里的衣裳，可脚下踩着的，是村里的黄土地；嘴里念叨的，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这片生养他们的故土。
老梧桐树的枝叶，一年比一年茂盛，它的根，深深扎在杨家的土地里，盘根错节，岁岁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