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这荷花飘香的季节 ，于黔东南，我能静静地阅读静静地回忆静静的作文，这是我三十年前不曾想及，但又是我穷极一生为之不懈追求的人生理想。
我的故乡在广西桂西北，罗城县青明山南麓的一个小村子——四堡山脚。我离开故乡时，已是一个四岁孩子的父亲。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不足向外人言说的苦衷。所以，离开故乡不仅是我精神的出走 ，也是我与命运抗争冲破樊笼的抉择。而离开朝夕相处的父母，又是我的无奈之举。我爱自己的父母，爱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爱故乡的一切人和事物。
其实，我是个最离不得家的孩子。
曾记得，我应该四岁那年，我跟祖母去我四姑妈家——板坡——一个与我们村子相距两里地的村子。那是我大表哥廖炳光结婚的日子。我有五个兄弟姊妹，我排行第四，而且记事起，我就一直跟随祖母睡在一起，所以我们几个，似乎我和祖母特别亲。许是如此，祖母到哪都喜欢把我带上。那晚，祖母本打算住夜的，可不知怎么，接近晚十二点，我却哭闹着要回家。兴许是白天急着捡未炸开的鞭炮，只顾高兴，把家忘了吧？一旦到了晚上，看着似一口黑锅倒扣着的漆黑的夜空，陌生的村子，陌生的人家，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就无比迫切的想我的父母想我的兄弟姊妹。那时候的我，或许尚未意识到，从那个晚上开始，我大概就是个注定离不开家的孩子。以至于多年以后，我确确实实有了真真切切的体会，离开家，离开父母，是一件多么让我痛苦的事！
那是1987年9月的一天，当我独自一人，徘徊于天峨县城红水河畔的码头，看着船来船往，看着人下人上；当我面对奔腾不息的红水河，当双耳充斥着那惊心动魄的江涛拍岸之声。此情此景，拨动了我对家乡对父母的眷恋之情，并不约而至触动着我那颗满是乡愁的心，让我触景生情地泪流满面。我这次到天峨县求学，是由我哥护送，且由在县民政局工作的堂哥安排 ，成为该县中学一个初三年级的插班生。记得报名的时候，有个老师问：“陈局长是你什么人？”我告诉他是我堂哥，随后还鬼使神差的补充道：“是房上的！”其实，我当时哪里明白“堂哥”和“房上哥”的距离？
我的堂哥陈三育，是我大伯父陈启华（毕业于柳州国立中学，解放前夕任黄金小学校长。）的长子。早年参加柳北游击队时 ，在部队里干的是文秘工作。我是在1980年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堂哥，还知道他有两个弟弟，而且都先后“跑到”新疆参加了工作 。一个姐姐远嫁柳江县拉堡镇。“我天峨的堂哥是个当官的！”这是留存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象。那些年，我父亲每每一说到天峨的堂哥，常常会这么说：“当年要不是你奶拦着，我和你纳敢大表哥（二姑妈长子），早去参加柳北游击队了！”顿顿，又不无感慨的笑道：“照我脾性，可能敲鼓了也不一定……”其时，父亲也算是个文化人，他和我母亲都就读于龙岸德山中学。听母亲说，有一年县里下文要我父亲去当老师，可被人给顶替了，原因是我父亲是地主的儿子。那个顶替我父亲的人竟大言不惭的说：地主儿子怎么能教好书？祖母和父亲的担心是情理之中，枪子不长眼，战场上的事，谁说得清楚？一将功成万骨枯！古今一个理。堂哥是我们家的骄傲，我为有这样的堂哥倍感自豪。并从内心里也想成为像堂哥那样有出息的人。然而，我下面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成其为我堂哥那样的人，而且成为一个让我自惭形秽的“逃兵”。
我在天峨县中，还没上够10天的课，即于一个思乡心切的夜晚，做了一个今天看来极不理智极不光彩的决定——回家。我给堂哥留下一张纸条 ，说明我如何的想家，如何的痛苦，次日便坐上班车离开了天峨。
父母对于我的回家，没有太多怨言，但我是自觉有愧于心，自觉让家人失望了。
回家后的我，仍旧就读于四堡附中 ，但我的身份是复读生。而这年，高中录取成绩，恰好要分历届和应届，而在此之前的往届却没有这样的规定。当年好像历届生录取分数多要10—20分，我现在已是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当时我是以15分之差，未能踏入高中之门。又一次与高中失之交臂，我很是懊丧！如果在天峨，或许不会是这样吧？但我还是决定又复读一年，那是1988年了。不过很是遗憾，第一个学期没有读完 ，我就自动放弃了参加中考的念头。我至今都闹不明白，当时的我哪条神经出了问题，还是我被“何必一条道走到黑”的思想洗脑？一心想考高中考大学的理想火花，瞬间毫无征兆的被无缘无故给浇灭了。
离开学校后，我接管了二姐在四堡街开的一个小商店。许是寂寞难耐，许是那曾经埋藏心底的心灵火花又死而复燃。我竟迷上了阅读报刊杂志和一些文学性比较强的文学书籍，并于其中得到了某种生活启迪，心境豁然开朗了。我忽然变得阳光起来，曾经心中那一缕因未能继续升学的思想阴霾亦烟消云散。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另一番景致，我有一种要张开翅膀飞向蓝天的渴望。许是看得多了的缘故，我按耐不住地开始练习写作，开始梦想着我的文章有朝一日也能变成铅字。或许“有志者事竟成”吧？经过几个月的挑灯夜战、辛勤耕耘 ，我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1992年，我的文章《床•书.•灯》，刊载在了《广西工商报》“我的业余生活”征文专栏。这是我的第一篇处女作。虽然只有800余字，只是一块豆腐干那么大，但它是指引我走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并进一步充分证明了“苦心人天不负”毋庸置疑的真理。我终于寻找到了排遣我心中寂寞的精神法宝——读书——写作。
然而，精神生活的些许满足，并不能掩盖物质生活的匮乏。而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不可能只局限于在街上开个小商店消磨时光。我得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一番。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周而复始地延续一种农耕生活，我必须从自己做起，为下一代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存环境。我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赞许，他说：“如果我现在像你这个年纪，我早跑出去了！外面的机会总比家里多吧？”随后又道：“一辈子，只种这几分田有哪用？……”父亲的一席话 ，更加坚定了我外出闯荡一番的信念。
1994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清晨，我踏上了外出闯荡的漫漫征途。当我走出村子，走到村口的公路边，回望那被一层薄雾笼罩的村子，便萌发了几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感怀。我出走后的最初6年里，在我们县城东门镇政府旁边开过几个月的小卖部；在西江路接手经营过“矿务局饭店”；开过饲料批发店、自买货车跑过运输；最后还和妻子在县城开过一年的“柔姿车”。此期间，我上窜下跳的折腾，基本上只能解决生活，没有留下一丁点积蓄。但有一点 ，我是最值得骄傲和庆幸的，我把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从四堡乡下转到罗城县东门镇一小读书。我当时是这么想，无论多么艰难，绝不能荒废了儿子的学业，一定要为他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这也是我当初蕴藏心里的初衷。
我人生中出现最大转机的是2002年蛰伏于深圳市宝安区的那一个月——一个荔枝成熟的季节。这一个月让我明白了，深圳亦并非遍地黄金 ，也有乞丐，也有食不果腹的穷人。记得我曾经对朋友说过，如果我下深圳，那绝对是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下去。在深圳短短的一个月，我几乎尝尽人间百味。经过再三考虑，我重新踏上了返乡的列车，我深刻认识到，我的立足点，既不是深圳，也不是罗城，它应该在贵州黔东南从江县。因为我曾经在1995年—2002年期间，断断续续贩运水泥到从江县销售过。虽然当时量不是很大，但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何况，经营水泥于我而言是驾轻就熟的事。我打消了一切不切实际的念头，和妻子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经营起水泥来。
时来运转！仅仅两年后的2004年，我和妻子就缓过气来 ，也有了些许的盈余。同时把儿子从罗城中学转到从江中学就读，为便于以后高考升学考虑，户口也一并转到了贵州。儿子刚开始就读的是普通班，半个学期后因成绩在本班级一直名列前三，故而得以转到尖子班。中考时是以从江县第十七名成绩考取“凯里州民族高中”。2010年高考，我儿子又以从江县第二十一名成绩考取重庆大学。女儿是2000年就已在贵州上学，那时候她4岁。我和女儿的户口是2011年同时迁至从江县，其目的也是为日后升学考虑。女儿是2015年考取的贵州师范大学。这一切，都实现了我早期预定的目标。我这算成功了吗？
白驹过隙 ，知命之年，家乡成为故乡，蓦然回首，既有感慨亦有悲伤；悲伤不能尽孝于父母榻前，为父母养老送终；欣慰的是，我一个初中生，有幸培养一儿一女实现我曾经未能实现的理想和抱负，将儿女双双送入大学之门，让他们成为天之骄子！
当然，我更由衷高兴的，是闲暇之余，我又能吟诗、作文了！足矣！
文：陈三学
2019年6月9日
于黔东南州从江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