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文化里，凡经世之学，必定是儒家，而儒家的理想便是《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叫“内圣外王”，儒家的士大夫们也一直在这么努力。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强东弱的格局使得知识分子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因为外王如果做不到，内圣便显得假大空，于是有一些人干脆提出全盘西化，提出国学无用论。所以，国学无用论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个问题早就存在，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

其实对于国学无用论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有一个角度，国学无用论的提出，其实是站在科学为王这个角度上的。跟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相比，国学确实没法比，但科学是不是完美的？科学是不是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实际上国学跟科学的思维模式根本不一样，在本质上没有可比性，对于这一点，真了解国学的人肯定会深以为然。找出这种不一样，说明其中的差异，再给国学一个明确的定位，知其所长和所短，这才是正道。 ​

国学无用论被直接或间接的提出来后，以正统儒家自居的知识分子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发现西方列强之所以厉害，不过是因为他们有坚船利炮，于是有人便开始反思原生的中华文化为什么不能发展出“科学”这个东西。

 ​其实“科学”这个词是后来才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发现偌大的中华文化里居然找不到一个能跟科学对应的词。于是知识分子们只好寻根溯源，又找到了《大学》。儒家的理想在《大学》，而《大学》的眼在“格物致知”四个字，儒生们用功夫的起点也在这，于是乎他们把科学，也就是science ，翻译成“格致”。 ​

问题是“格致”之学为什么没能产生出科学？格物格物，首先就会涉及到这个“物”，这个“物”究竟指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格物。不过从礼记里面单独抽出来的这篇《大学》，并没有说清楚这么重要的问题，以至于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正视。“物”这个字也更多的偏向于内在的精神领域；直到后来的“二程”和朱熹，才开始尝试着把这个“物”拓宽到万事万物，不过很可惜，近代科学依然没有萌芽。

 ​这里面还有一个好玩的典故，就是大儒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王阳明一心想成圣人，这也是儒者的终极理想，于是去请教娄谅，娄谅便告诉王阳明可以在格物致知上下苦功。于是王阳明便去格竹子，在竹林里坐了7天，但是并没有格出什么道理来。王阳明后来创立了阳明心学，心学更多的仍然是指向内在精神层面。 ​

关于阳明心学的份量，懂的人自然知道，那么这么厉害的一个人最后依然是反求诸己，在自己的良知良能上下功夫，可见格物致知里的“物”在古代的语境中，重点并不是指外在的客观事物。个人认为，格物可能更接近于邵雍的观物，邵雍以观物闻名，是一代易学大师。又或者，如果把我们的世界分成“能”和“所”的话，国学更多的是在能这一边下功夫。

​但如果说格物仅仅只是在内在的精神领域上的提升，就显得很空洞，我相信国学定不止于此，国学的思维模式究竟是什么，这恐怕要去研究一下群经之首《易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