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夕阳把她的银发镀上一层暖融融的金边。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瞬间的恍惚，然后是礼貌而疏离的微笑：“这位先生，您坐。”
我的心像被钝器猛地击中。但这样的瞬间，我已经习惯了。
我叫陈建国，今年六十八岁。坐在藤椅上的，是我的妻子，林淑芬。我们结婚四十二年了。三年前，她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
一开始只是偶尔忘事。她会站在厨房里发呆，忘记自己正要拿什么；会在小区里迷路，需要邻居把她送回来。后来，她开始忘记怎么穿衣服，忘记怎么用筷子。再后来，她开始忘记我。
有一次，她半夜醒来，看见躺在身边的我的脸，突然尖叫起来，缩到床角，浑身发抖：“你是谁？你怎么在我床上？”那一刻，我心如刀绞。但我只能慢慢举起双手，轻声说：“淑芬，是我，是建国。”
她看了我很久，终于认出来了，扑进我怀里哭：“建国，我害怕，我好害怕。”我抱着她，轻轻拍她的背：“不怕不怕，我在呢，我一直都在。”
但更多的时候，她活在过去。
她会拉着我的手，讲她二十岁时在纺织厂当女工的事，讲她第一次看见我的情景——那天下着雨，我穿着白衬衫，在厂门口等了她整整三个小时。“那时候我就想，这个人傻是傻了点，但心是真的。”她说着说着，自己先笑了。
我陪着她笑，眼眶却湿了。她记得六十年前的我，却记不得半小时前我给她倒的那杯水。
晚上给她洗脚，她会突然说：“建国，水烫了。”我的心猛地一跳——她叫对了我的名字。可下一秒，她又说：“我爸也总嫌我妈洗脚水太烫。”
我低下头，把她的脚轻轻浸入水中，一滴泪无声地滑进盆里。
最煎熬的是她情绪失控的时候。她会突然大哭，说有人偷了她的东西，说有人要抓她。她会推开我，打我，骂我是坏人。有一次，她抄起桌上的搪瓷杯砸过来，正中我的额头，血顺着脸往下淌。她愣住了，眼睛里闪过一丝清明，伸手摸我的脸：“建国……你怎么流血了？谁打你了？”
我握住她的手，笑着说：“没事，我自己不小心碰的。”
可那天夜里，等她睡熟后，我一个人坐在卫生间的地板上，咬着毛巾哭了好久。哭完了，洗把脸，回到床边握着她的手，才能安心睡去。
上个月，她彻底不认得我了。
她叫我“同志”，叫我“师傅”，叫过“大哥”，唯独没有再叫过“建国”。她不再记得我是谁，不再记得我们有一个儿子，不再记得她年轻时爱过一个人，爱了整整一辈子。
那天下午，我给她削苹果，她看着我的手，突然说：“你削苹果的方式，好像一个人。”
我愣住了：“像谁？”
她想了很久，眼神迷茫地摇了摇头：“想不起来了。就是记得，有个人总把苹果皮削成一长条，不断。”
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背过身去，泪如雨下。
是的，我削苹果的方式，是四十年前她教我的。她说苹果皮断了不吉利，要削成一长条，寓意长长久久。从那以后，我削苹果再也没断过皮。可她忘了，全忘了。
昨天，我推着轮椅带她去公园。梧桐叶黄了，落了一地。她忽然说：“停一下。”
我停下脚步。
她看着满地的落叶，眼神悠远，轻轻哼起一段旋律。我屏住呼吸——那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当年婚礼上，我唱给她听的。
她哼着哼着，忽然转过头看我，目光澄澈得像个孩子。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我眼角的皱纹：“你唱过这首歌。”
我蹲下身，声音发颤：“是，我唱过。在你和我结婚那天。”
她笑了，那个笑容温柔而明亮，像五十年前她穿着红棉袄嫁给穷小子陈建国时一样。然后她说——
“那年下雨，你等了我三个小时。我知道的。”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她没有想起我的名字，没有想起我的脸，没有想起我是谁。但她记得，下雨天，有人等过她三个小时。她记得，有人为她唱过一首歌。
她记得被爱过。
而我，就是那个爱她的人。哪怕她忘了全世界，我替她记着。我替她记着我们的家，记着我们的儿子出生那天下的大雪，记着她第一次给我织毛衣，袖子一只长一只短，我穿了整整一个冬天。我替她记着，她爱过一个人，用尽了一生。
我推着她慢慢往家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两个影子挨在一起，像一棵树和它的根。
她安静地靠在轮椅上，小声说：“同志，谢谢你啊。”
我弯下腰，在她耳边轻声说：“不客气，淑芬。我们回家。”
她茫然地看着前方，嘴角却慢慢弯了起来：“回家……好听。回家吧。”
我推着她，一步一步，走在秋天的黄昏里。风起了，我把围巾解下来，轻轻围在她脖子上。她没有躲，反而伸手摸了摸围巾，轻声说：“真暖和。”
我的心，忽然就安定了。
她已经忘了全世界。可我知道，在所有记忆都崩塌的废墟里，最深的那一处，还埋着一点光。那点光，是她被爱过的记忆。那点光，是我愿意用余生去守护的全部。
“淑芬，我们回家。”
“好，回家。”
夕阳西下，两个人的影子渐渐走远。这条路很长，长得像我们的一辈子。这条路也很短，短得只剩下从她忘了我，到我依然爱她的距离。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把手伸出来，轻轻搭在轮椅扶手上。我伸出手，覆住她的手指。
她忘了我是谁。但她的手，还记得我的温度。
而我，会用一辈子，等她再叫一声“建国”。
哪怕她永远也叫不出来了。
我也会，一直等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