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船山先生。与黄宗羲，以及方以智一样，经历了明清的巨变。加入过抗清队伍，于南明永历政权任职，遭权奸残害。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专于研究学术，著书极多。王夫之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全面地对各思想学派的严肃批判，对宋明理学进行全面的总结。

王夫之特别推崇张载，在宇宙观上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天人之蕴，一气而已”，气即物质存在。又继承张载的物质不灭论，只能讲往来，聚散，隐显，不能讲生灭。规定“气”本质属性乃客观实在性，提出了“诚”的观念。“诚也者，实也”，确实如此，便是诚。

理气关系上，王夫之坚持“理依于气”。理是气的变化日新过程中的秩序与条理，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这强调的也是一种客观实在。“理”非一成不变，它可以在“势之必然处见之”。

由理气关系，引申到道器关系，“天下惟器”、“道在器中”。道是事物的共同本质或普遍规律，器为个别、特殊的具体事物。道与器是物质世界的两个方面，而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体。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道者器之道”。

王夫之对《易》研究颇深，并吸取当时自然科学新成果，对当时复杂矛盾的社会进行哲学概括，把我国朴素客观辩证法推进到了新的高度。

物质世界时刻处于自我运动中，运动是永恒的，“动静皆动”。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也正因为有相对的静止，才有物我之万象。进一步阐述了“变化日新”的观点。其有量的积累与质的更新两种类型，为积极的变化发展观。

于事物发展动力上，王夫之坚持内因论。“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两端”，即是事物所固有的对立面，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

矛盾双方同时共存，“权无主辅”，双方的地位随矛盾的发展而不断转化。矛盾双方的关系“分一分二”，又“合二为一”。一方面是独立相峙的两面，另一方面是相倚不离的统一。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王夫之强调矛盾的统一性，而对于矛盾的斗争性，提出“君子乐观其反”、“不畏其争”的积极态度。

物极必反，这是矛盾发展的一条规律。然事物发展是动态的，在事物的变化规律前，王夫之提出“奉常以处变”、“变不失其常”的常变观。表现为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在面对经常的变化时保持一种从容。

于认知论里，王夫之对佛教的能所概念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所”，实有其体；“能”，实有其用。“所”必在外，“‘所’不在内，故心如太虚，有感而皆应”。而“能”必在内，“‘能’不在外，故为仁由己，反己而必诚”。

王夫之坚持“以心循理”。“理”为万事万物必然之则，“心”为对“理”的认识。提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的观点。不必主观设立一些原则来限制客观的情况。强调“心官”区别于“耳目”的“独致之功”，说明耳目见闻的有限性，思维作用是无限的。

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合一观。行的意义是“应事接物”，强调“行”的必要性，坚持“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

人性问题上，他说:“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对人性不变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肯定了人具有“权变”特点。以习的角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理欲关系上，强调“欲中见理”，突出欲与理的统一性。肯定人对美食美色追求的正当性。

历史观方面，阐发了“今胜于古”的进化史观。判定人类社会是由质到文、由分到合的过程。与“理依于气”的自然观相应，王夫之提出“理依于势”的人类史观。一方面，“得理自然成势”，遵循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自然成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理势合一则为“天”。“天”是无目的，“理”是客观的，“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历史发展中的矛盾现象，触及到了“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王夫之创立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的哲学体系。王夫之的哲学为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资源之一。而自身阶级以及时代的局限，王夫之于整体上没有摆脱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像是坚持“君子小人”之分，或是把明亡归为宋明理学这样夸大学术对政治的影响等。

可以说从黄宗羲、方以智，到王夫之，都为明清之际从不同的方向对明亡教训的深刻思考的代表。反清复明之不行，使三人在哲学思想、学术研究上使力，阐发自身的哲学政治反思，抒发民族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