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蔡元培，著名教育家，曾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他有很多著名的教育理念，如“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等，代表著作《中国伦理学史》等。本文是蔡元培现在1918年11月10日为《北京大学月刊》写的发刊词，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作为教育者除了按时授课，还要搞好学术研究，研究要学习西方和保护国粹并举；第二，扭转学生功利的学习态度，开拓学生学习视野不局限在某一学科；第三，坚持思想自由之原则，真正的大学应该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蔡元培先生的这些主张不仅是北大应有的独特气质，更应该是中国大学应有的精气神。
原文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 布于人间。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 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 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
以吾校设备之不完全，教员之忙于授课，而且或于授课以外，兼任别种 机关之职务，则夫《月刊》取材之难，可以想见。然而吾校必发行《月刊》 者，有三要点焉：
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 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虽曰吾校实验室、图书馆等，缺略不俱；而外界学会、工场之属，无可取资，求有所新发明，其难固倍蓰于欧美学者。然十六七世纪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即吾国周、秦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
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 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资心理学、论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发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内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则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静俟读者之批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