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袋子里抓起一束线面，手指轻轻朝两侧拨弄、打散，随后披在一个倒扣的小塑料桶上。如是重复三四次，一个老寿星的头部就在妈妈的手下显露出来。“嫂子手可真巧。”姑姑赞叹道。她正在给大厅主桌铺红布。我和几个表妹，围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按妈妈的指示，正用棉线和缝衣针把红枣、花生、桂圆串成串。妈妈拎起我们做好的干果串串一圈一圈缠绕在那个“寿星头”上。这像戏台上小姐头上的凤冠，缀满了珠宝，热闹极了。装点完毕，两个“寿星头”被摆上了主桌上，旁边置着两个烛台，两根大红烛弱弱地闪着火光。桌子前侧垂着一帘龙凤呈祥的锦缎，桌子两旁摆着两张太师椅。桌子靠着墙，墙面也是红的，上面贴着一幅硕大的毛笔书写的繁体“寿”字。
院子里，作为总指挥的二叔，一会儿跟爸爸、姑丈等人一起拉电线、张贴横幅、门联，一会儿又指挥着堂叔、表叔、表哥等人在院子里搭台子、铺遮阳布。台子背景是大红色，中间同样挂着一幅“寿”字，台子遮阳棚上方挂着“温府xx翁七十秩双寿”的条幅（温XX是我爷爷的姓名）。这些布置，统统出自他的设计。刚刚升任副乡长的他，意气奋发，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
院子东侧的一角，有一个用红砖临时垒砌的灶台，上方嵌有两口直径1米多的大铁锅。在我们那里，每逢红白喜事，主家都要在院子里垒起这样一个灶，事后拆除。一方面，备办宴席所需人手极多，要求场地开阔；二来，这种场合总要供奉神明祖宗，食物必须在一个全新的干净的灶台上烹调，这是对神明祖宗的尊重。
灶台前站着村里一位有名望的伯伯，红白喜事能够请到他掌勺，在大人看来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我爸爸前去邀请时，他一口就答应了。我们家算是“外村人”，到这个村落脚不过6年时间。我家跟他的亲戚关系已经很远，但大人都让我叫他表伯。他看起来似乎很严肃，所以小孩子一般都离灶台远远的。
在灶台周围，姑姑婶婶表姑表婶等一众妇女各自忙着手上的事——洗碗的洗碗，切菜的切菜，又相互间叽叽喳喳地聊着家长里短。按当地的习惯，男人平常是不进厨房的，可重大筵席却是清一色的男人掌勺，女人们最多做一些洗刷切菜的帮厨工作。
大厅和院子里的布置全部完工。我和其他小孩子手上被摊派的活儿也结束了。我领着弟弟妹妹堂弟堂妹表弟表妹，拿着一堆飞行炮跑到大路上玩耍。“吱——吱——嘣！”飞行炮的样子像是一根香顶部绑着一根短蜡笔。点燃“蜡笔”底部的引信，整根炮就急促而优雅地腾空，几秒钟后在头顶上炸裂，落下少许纸屑和小木棒。相比之下，我不喜欢火柴炮。火柴炮是直接在火柴盒侧面的擦板划拉，然后丢出去炸裂，干脆是干脆，但没有丝毫美感。但男孩子们似乎更喜欢这样直接的玩意儿，他们常常把点着后的火柴炮丢在女孩子旁边吓唬人，有时候会把人炸伤。更有调皮的，把火柴炮丢粪坑里炸得臭翔四溅。既然我是孩子堆中的大姐，那我们的队伍自然更多的是玩飞行炮。
“小心有车！”就在我仰着脖子欣赏飞行炮优雅炸裂的姿态，一辆小厢式货车轰轰地开了过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车已停下。司机和副驾驶上一个男人下了车。他们走到车厢后，扳开车门。里面下来了七个人，三女四男，全是陌生的脸。女人们的脸上都抹了厚厚的粉，金色的眼影和不自然的睫毛很扎眼，让我想起《封神榜》里的苏妲己。其中一个女人约摸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个儿不高，但五官精致，在脸上也码放得也很顺眼。她穿着细高跟的及膝黑皮靴，走路时高高扎起的马尾则一颤一颤的，很是摇曳。随之而来，还有一股浓烈的香味。
很快，几个男人在地面和车厢之间铺了个斜坡，把装在车厢后面的大家伙小心地卸了下来。我能认出的是一台电子琴，一个架子鼓，两个大的黑色音箱，另外一些用盒子装着的乐器我也说不出名字。
二叔快步走了过来，跟副驾驶上下来的那个中年男人握了握手，两个人笑着说了几句话。然后，他引着身后的男人们把各种乐器搬到院子里的台子上。
农村红白喜事或神明游春等重大场合，用来制造气氛的一般是钹、鼓、锣和唢呐。更隆重的是地方神明的生日，每年那时候乡里会请戏班子唱戏，通常要几天几夜。我曾悄悄跑到后台去偷看，那咚咚锵锵响的家伙到底长啥样，这让我感到好奇。车上卸下了的乐器，跟戏班子用的那些乐器似乎也不一样。其他孩子自然也是没有见过这阵仗的。因此，七八个孩子都尾随着这几个男男女女，盯着他们走路，看着他们把这些家伙一件一件地安放好。等这些物件都摆弄清楚后，我才弄清楚，这是二叔从外头请来的“乐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吃过点心后（我们那的规矩，来客时主人必定要奉上甜汤荷包蛋或鸡汤线面作为点心），乐队各成员开始各就各位，副驾驶上下来的那个男人把夹克换成了西装，立马显示出一个司仪的形态。他拿着话筒开始暖场，把祝福我爷爷长命百岁，称赞他父慈儿孝顺儿孙满堂的话变成一串逗趣的台词，引得台下人人大笑。
接下来是“点歌”环节。乐队有一个歌曲目录，来宾可以从中挑选曲目，让乐队队员来演唱，以示对寿星的祝福。来宾也可以自己演唱，乐队负责伴奏。不管是自唱还是代唱，每首歌20元。点完歌后，乐队会在台子侧面的墙上粘贴一张红纸，把点歌者的姓名，和点歌的数量用大号的字写上去。
客人陆陆续续到来，台上也开始了热闹的演唱。显然，那个五官精致的女人，是这个乐队的台柱子。在我听过的真人版演唱中，她的嗓音还是不错的。其他几个人的演唱，也还算不错。不过伴奏的音响实在有点粗陋，呜呜啊啊的，还不如锣鼓唢呐好听。
歌声合着伴奏声，在整个村庄上空飘荡。因而也引来了周边村民的围观。院子没有围墙，他们站在马路边或自家门口的柴垛上。乌泱泱的一片，甚是壮观。
或许谁都没想到，这支乐队就像是二叔带回来的一颗种子。此后的几年里，“乐队”迅速在我们当地流行起来，但凡做个寿、结个婚、办个丧事，都会请来这样一队人马，在自家院子里嚎叫一番。尽管乐队的数量很多，但他们的主打歌却惊人地一致，基本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曲”。在很多办丧事的场合，《甜蜜蜜》和《今天是个好日子》都还经常有人点唱。
吉时到来，全家向祖宗和神明拜了拜，并敬上香。爷爷奶奶在二叔的引导下，坐到了大厅主桌旁的太师椅里。因为常年劳作，二老身体素质都很好，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当两个人身子一落在宽大的太师椅里，一下子显出了老人的样子。爷爷的表情有点不安，面对着挤满大厅的儿孙和扬着笑容的宾客，眼睛几乎不知往哪里看。奶奶要大方许多。期间，她还突然想起什么事情，于是把妈妈招过去，小声询问。
爷爷奶奶养育了三儿四女，七个家庭的大人孩子都回来了，大厅里满满当当近三十号人。我们按照长幼次序，排着队。随着司仪的号令，一家一家到二老跟前鞠躬拜寿。或许因为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的缘故，我特别想向爷爷奶奶跪下磕头。显然，那天的现场布置似乎并没有做这样的准备，地上没有垫子。我也早已学会了在集体活动中与他人保持一致。鞠躬时，我把腰猫得特别低，权当是了了磕头之念。那个当口，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词：繁文缛节。大约教科书对这个词都是持批判态度的。可那时候，我却深深地体会到“繁文缛节”带来的神奇的庄严感，把我对二老的爱描出了自己看得到的模样。
拜寿流程结束，宴席正式开始。乐队的点歌处挤满了人，很多都是二叔的朋友。乐队成员显然感到高兴，那个担任司仪的男人多次表示对主家的羡慕和称赞，语气里有抑制不住的欢愉。
也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开始上台抢麦唱歌，音乐声起，确实比乐队唱得更好一些。受之鼓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付费亲唱，场面渐渐有些失控。台下空地上一些人随着音乐扭动起来，一个人摇摆慢慢的变成双人的交谊舞。二叔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的舞伴是那个五官精致的女人。右手搭在女人的左肩上，左手搂着女人的腰，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一双微微眯着的眼睛，有些迷离。他一会儿盯着女人的脸，一会儿又别过头去喊二婶的名字。“又疯魔了。”奶奶叨了一句，转身忙活去了。七大姑八大姨看得有点不好意思，笑他耍酒疯。其实二叔的酒品挺好，他的疯癫从来不过火。有次他喝得差点断片儿，摊在一把椅子里胡言乱语。爷爷迎面走来，他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拉着爷爷在自己刚刚坐的靠背椅坐下。二婶脸还是有点挂不住，拉着不会跳舞的小姑扭了起来。
很多年后，我下乡采访，经常在一些乡镇干部的脸上遇到那种迷离眼神，跟29岁的二叔一样一样的。
开席大约三个多小时后，饭桌上的宾客渐渐撤离，桌子下方留下一地的剩骨残渣。村里的几只大黄狗在八仙桌下慢悠悠地转着，相安无事地各自吞食残骨。台上演唱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接近傍晚时分，彻底息声。乐队里的男男女女，把各种乐器物件一一收好，并小心地挪回小厢货上。一场热闹的寿宴正式落下帷幕。
“怎么样？还不错吧？十里八村的，这应该数一数二的了吧？”送走乐队，二叔转身看到了我。像玩赢了一局游戏一样，他用近乎雀跃的语气，问我，也像在自言自语。其实，我想告诉他，拜寿环节有点欠缺，应该安排磕头而不是鞠躬。但我没说。毕竟，我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
透过眼镜，我看到他的眼睛依然是微微眯着，含着笑意，但已不再迷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