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作为北宋庆历名臣，着实担得上千古清官典范的美誉，这不仅仅是因为他那篇千古美文《岳阳楼记》，更是因为他在朝为官期间，真正像他说的那样，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仲淹忧民之举，直见于他在地方上亲率群众抵御海潮、修筑海堤的善举。
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范仲淹被调任为盐仓监官，奉命前往泰州海陵（今江苏东台）。期间，他除了兢兢业业地干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外，还多次深入基层考察，了解当地情况。
他发现，当地的防护海堤多年失修，已经失去了屏障的保护作用，汹涌的海浪时常会侵扰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此等隐患不除，日后定会酿成大祸。
为此，范仲淹向上级请示，希望能在泰、通、楚、海四州之间新建海堤，一为防海护民，二为疏通堰塞。上级部门经过讨论，在征得朝廷许可后，征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权督办建堤事宜，那一年范仲淹35岁。
那时候科技并不发达，人力难与海斗，因此修堤之事难免遇到诸多困难。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大型海潮，导致百来名工人丧生。古人一向迷信，但凡闹出人命，总喜欢将责任推脱在老天爷的身上。此事之后，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官员都在私底下说，修堤之事有碍天意，不宜继续下去。
范仲淹作为“包工头”，自然不能无视这种传闻。不过，他也知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堵不得，需要疏通。因此，范仲淹干脆也不去堵这些闲话，直接光着膀子站到修堤最前线，任凭风吹浪打，他自岿然不动。
包工头好歹是有功名的父母官儿，连他这样的大人都这么不怕死，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还有什么怕的！走，干活去，跟着范大人搏浪修堤，让老天爷瞅瞅咱兴华人的能耐和胆量。
范仲淹就是这样以带头和鼓动的方式，率领数万民工将防护海堤给修了起来。此堤一成，对于兴华人民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为此，淳朴的百姓用修堤剩下的石材为范仲淹建了一座祠堂，同时，又在私底下将海堤命名为范公堤，以此来纪念和感谢范仲淹的利民举措。
不得不说，在地方上当官，若是真能干好一两件利民惠民的好事儿，淳朴的百姓确实会以他们淳朴的方式表达感谢，而这种方式，甚至比历代史官的朱砂笔还更有用，因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镌刻在百姓心中、世世代代传诵给子孙的美名！
而其忧君之举，则见于他不顾个人荣誉存亡，呕心沥血为大宋革新除弊的庆历新政上。
庆历三年间（公元1043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后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
庆历三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长官，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推恩信，九重命令，十减徭役。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虽然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最终因权贵的阻挠而以失败告终，但是，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为国为民的抱负，却如他的那篇千古美文《岳阳楼记》一般，永远留存在世间，永远激励着后人。
观其勤恳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