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一直让我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
记得小时候，碰上谁家有结婚的，参加婚礼大家一般也就拿个三五元钱，顶多不过十元。也有几个人凑钱给新人买面大镜子，送个暖瓶、脸盆什么的。那时还不兴上饭店，都是在家里置办酒席，左邻右舍、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上一顿，既高兴又解谗。
后来礼金的标准就逐渐提高了，由七十年代的5元、10元提高到八十年代的20元、30元，再到九十年代的50元、100元，现在已经达到了200元、300元，恐怕上千元的也有吧。
让我感到神奇的是，这个礼金标准的提高过程是自动进行的，不知什么时候，它悄无声息不知不觉地就涨了上来。用不着调查摸底、开会协商，不需要制定标准、下发文件，它总能调整到与你的收入、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尺度。人们都能及时地感知这一标准的变动，会不约而同、协调一致地去执行这一看不见的标准，彼此之间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好像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文件。
与这种礼金的调节机制比起来，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物价和收费的调整、税率的变动、利率的升降就烦琐多了。记得计划经济那时侯，涨价要经过物价部门批准，涨价前还要层层召开会议，传达有关文件。许多东西涨价后，还会发给补贴，工资中就有“副食补贴”“粮贴”“煤贴”等许多项目，在收入中占不小的比例。记得那年个人收入调节税调整，就经过了多年的酝酿，反复调查研究，召开过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会议，才最终做出调整。这些工作要有专门的机构和大量的工作人员去完成，相比之下，礼金的自动调节是多么不可思议。
我有时候想，经济学家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这种自动调节机制，研究一下礼金与GDP和人均收入的关系。社会学家则应该研究一下礼金标准的传播过程和方式，看它们是如何被人们接受和认同的。这一定会是很有意思的课题，没准儿能写出几篇大文章呢。
礼金的标准不仅随时间的变化自动调节，它还随地域的变化进行不同的配置。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城市和乡村，都有各自不同的适合当地的标准。这应该和当地的GDP有关吧。
除了随时间和空间的调节，礼金的标准还会按人们之间的关系来调节。直系亲属、普通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标准是很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根据这个标准，送上和自己身份相称的礼金。送礼的数目就是人们和当事人之间远近亲疏的一个数字化表达。
可能有人会说，这完全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嘛，市场决定了礼金的标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结果。可是，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也需要宏观调控，需要市场监管，需要许多的机构和人员来服务，而礼金的这种调节却什么都不需要，一切都是自动自发恰到好处进行的，可以说是低成本（甚至无成本）、高效率的。如果说是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那这也是一只神奇的手。
不过，这只神奇的手也有不太神奇的地方，它只知道把礼金的标准往上提，却从来没有往下降过。你看，物价、利率都是有升有降，礼金怎么就只升不降呢？这要是股票市场该有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