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第二天醒来时，我首先以为自己已经作出了决定。这种感觉只持续了几秒。窗帘没有拉严，一道白光落在书桌上，正好把两张打印纸分开：左边是四川省公务员考试职位表，右边是上海大学博士招生通知。它们像两块尚未合拢的陆地，而我暂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边。
我没有立即起身。我想，只要不动，决定就还没有开始。身体是行动最粗鲁的部分，腿一旦伸到地面，人生便会趁机从某个缝隙里钻进来，逼迫我成为一个已经选择了的人。
母亲和我在上周选了三个岗位。成都一个，绵阳一个，老家一个。最后那个岗位只招一人，限制数学、计算机和统计相关专业。母亲说限制越多越安逸噻。风进不来，人也出不去。
当然，她没有说后半句。后半句是我加上的。
我慢慢坐起来，发现自己正在笑。笑什么？笑母亲吗？并不是。笑考公吗？也不是。我笑是为了不让恐惧立刻拥有我。那恐惧很小，先停在胸口，随后把四肢变得沉重。
母亲又发来一条语音。
“娃读了这么多年，在外头漂了那么久，该找个安稳工作让你妈享福喽。”
她说得仿佛我是一个没有重量的人。可我分明这样重。我的头很重，脖子很重，甚至没有说出口的话也很重，它们一层层压在舌头下面，使我不愿张嘴。一个如此沉重的人，为什么仍会被认为正在漂浮？
我下床，坐到书桌前。公务员报名页面仍停留在“选择职位”。基本信息都已经填写完整。填写页面比我更了解我。它知道我出生在哪里，知道我学过什么，却不知道我为什么盯着它看了许久。
上海的邮件在另一个窗口里。百余人参加考核，录取十人。我想起了小崔，感到有点眩晕，我看到她幻化成无数个个体，占满了颤抖而不定的道路。路的尽头藏着东西，可那东西是什么？博士名额？新的生活？继续贫穷的资格？或只是另一种延迟？
我点开和小崔的聊天框。
她的头像已经三个月没有换过。照片里是一扇上海的窗，窗外只有另一栋楼的墙。那面墙总让我误以为她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
昨天她说：今天雨很大。
我回复：别淋湿。
我喜欢她吗？我想，当然喜欢。但是，小舒，“当然”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只是记得她来广东的那一次。她坐在面馆里，把碗里的葱一点点挑出。那动作很耐心，比和我说话时更加专注。我看着她的手指，忽然感到一种过分的亲近：我知道她不吃葱。我把这个微不足道的知识藏起来，仿佛拥有了她身体里一个秘密的房间。
后来我们说了很多话。说工作，讲论文，说她小时候养过的一条小狗，说我做不出来的证明。凌晨两点，她问我：“你还在吗？”
我说：“在。”
上海。上海。那个名字出现以后，我的呼吸突然变得轻快。我看见自己在母亲不知道的时候买票，在报名截止之前离开广东，去参加一个不一定通过的考核，见一个不一定喜欢我的人。这很愚蠢吗？小舒，这很愚蠢。可是，正因为愚蠢，它才像是我，不是吗？对，小舒这一点很可爱哦。
我买了票。付款成功的一刻，房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窗外有人晾衣服，楼下传来电动车的报警声，公务员报名页面仍然安静地等待提交。我原以为决定会发出巨大的声音，至少应该有什么东西碎裂。但没有。真正改变人生的动作，也许都很小。
下午，母亲打来电话。
“报了吗？”
“报了。”
谎言从嘴里出来时没有形状。我甚至没有结巴。我说了那个离家最近的岗位，接着听母亲松了一口气。她开始说笔试资料，说亲戚认识的人，说我回家以后可以住原来的房间。
她问：“你是不是不高兴？”
“没有。”
“那怎么不说话？”
我想告诉她，我要去上海。我无法忍受自己在没有尝试以前，就已经坐进那间未来的办公室。我看见三十岁的自己从电脑屏幕后抬起脸，仍然在问：如果当时去了呢？
可我什么也没说。
母亲说：“回来挺好的。”
我回答：“对，挺好的。”
“对”字把我送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夜里，车厢熄灯以后，我躺在上铺。火车每一次晃动，都使我觉得自己正在被一种巨大的动物吞咽。我闭上眼睛，四川在西边，上海在东边，母亲在一边，小崔在另一边，而我被夹在中间，像一粒还没有决定落进哪块土里的种子。不，种子没有决定。种子只是落下。人却必须假装自己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去上海？我想，为了读博。小舒，为什么读博？因为喜欢研究。真的喜欢吗？小舒，你真的喜欢吗？
有时喜欢。证明走通的时候喜欢，看见一个概念忽然清晰的时候喜欢。更多时候，我也厌恶它。厌恶自己的迟钝，厌恶论文里那些仿佛天然正确的句子，厌恶别人比我更快地理解一切。小舒，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因为崔馨尹在那里。小舒，她不在那里，就不去吗？我翻了个身，额头碰到冰凉的车壁。问题没有答案时，便会变成物体。现在它是这面墙，跟随火车一起向前。
到上海以后，我先给她发消息。
“我来上海参加博资考。”
她秒回：“这么突然？”
我问：“周末有空见面吗？”
她没有回复。我就把研究计划摊在桌上，读第一行：本人拟研究……“本人”是谁？他在材料里目标明确，热爱学术，具备独立研究能力。他从不撒谎，也没有母亲，更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在上海就改变报考计划。我对这个人有一点嫉妒。
第二天考核，老师问我为什么想读博士。我说了准备好的答案。
老师又问：“除此之外呢？”
“因为我不想太早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我说。
老师看着我。他也许觉得这句话幼稚，也许觉得真诚，也许根本没有在意。他低下头记录。我无法看见他写了什么。
出来后，我给母亲打电话。
“妈，我没报名。”
“什么？”
“公务员。我没报。我现在在上海，刚参加完考博。”
“你从小就是这样。”母亲说，“什么都自己决定，做完了才告诉我。你太自私了。”
自私。
这个词在我身体里停留了很久。它像一间我曾经住过却不愿承认的屋子。门一打开，里面放着我所有不肯交给别人的东西：欲望，虚荣，逃跑的冲动，希望被爱，希望被证明，希望母亲理解，又不愿服从她。
星期日下午，小崔同意见我。
她从上海大学出来，穿着一件浅灰色衬衫，头发短了。她向我走来时，我忽然发现她比我记忆中更普通。
她问：“小舒，为什么突然想考博？”
“我不知道。”
“小舒，你不是准备回四川吗？”
“原本是。”
“那现在为什么不回？”
我想说因为你。可“因为你”太沉重了。
我说：“因为我想试试。”
吃完以后，我们沿街走。她告诉我，她未必会一直留在上海。
“你要走？”我问。
“可能。”
“去哪里？”
“可能回西安。”
我忽然感到受骗，可她并没有骗我。是我觉得她必须在那里，我的选择才显得像一个故事。在痛苦与自卑中，我掺入了太多快乐。我停留在我的快乐，从中辨认出一种隐秘的满足。只有当我离开四川时，我才能让自己看到我生命的广阔。浑浊的小舒也在慢慢清澈起来，更加纯粹，在抉择后开始了重生。
走到地铁口，她说：“我该回去了。”
我叫住她。
“小崔。”
她回头。
我说：“我喜欢你。”
她说：“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很早。”
她问：“你来上海，是因为我吗？”
“有一部分。”
“多大一部分？”
“我不知道，但是不小。”
她笑了一下。
“你总说不知道。”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不，”她说，“你知道。你想读博，想离开四川，想见我。只是你希望这些愿望合在一起。”
她继续说：“这样，将来如果后悔，你就可以说是为了我，或者为了其他什么，总之不是你自己的错。”
我想反驳。可我发现自己最先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看见的羞耻。她把我费力编织的理由轻轻掀开，下面只有一个人，他想要很多东西，尤其是小崔带给他幻想的可能性。
“那你喜欢我吗？”我问。
“不知道，我的择偶要求挺高。”
“这样。”我说，“那我们可以试试。”
“为什么？”
“因为我都来了。”
“你是自己来的。”她说。
人群从她身边经过，一会儿挡住她，一会儿又露出她的脸。我还是希望她说不是，希望她走回来，或者至少再说一句。可她只是站在那里。
我忽然想到，我们之间大概不会再发生什么了。她会回陕西，我也许留在上海，或者最终仍旧回到四川，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列车仍从一座城市驶向另一座城市，越过河流、平原和入夜后逐渐消失的田野。世界如此广大，却没有一处地方需要知道我们曾在这里告别。
这个念头没有安慰我。可它使我的痛苦变得很小，不再塞满整个世界。世界没有因为我们毫无结果而缩小。街道还在向前延伸，她会回到她的生活里，我也还有许多地方可去。我会告诉自己：小舒，小舒，这没有什么不好。总有一天，你会在某个与她无关的早晨醒来，直到那时才发现，这一天早已过去。
“小舒。”她叫我。
“人要自私一点。”她说。“你想去哪里，就承认是你想去。你喜欢谁，也只是你喜欢。”
“那你呢？”我问。
“我也一样。”
她转过身，慢慢走进人群。她的头发、浅灰色的衬衫、帆布包，先后被其他人遮住。最后我只能看见不断向下移动的头顶，再后来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她说：“小舒，人要自私一点。”
“是啊。”我说，“人要自私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