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冬天，严寒让所有的建筑工地都停了工，连带我们销售外墙瓷砖的生意也冷清了下来。我和同事围坐在办公室的蜂窝煤炉子旁边，一边烤火，一边闲谈。那年我刚刚步入社会，而这位男同事刚刚结束几年的北漂生活，聊起未来的走向，我们心里都既有一种热切的期待，又有着一种隐隐的不安。
同事谈起了在北京工作时遇到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一生走南闯北，在多个行业摸爬滚打过，经历过人生的大风大浪。他预测未来几年一定会迎来通讯器材行业的大发展，可惜他自己已经老了，跑不动了。他觉得我这位同事是个能干事的人，强烈建议他放弃当时的工作，哪怕是一开始去帮别人卖手机，也要挤进通讯行业去谋求发展，不要错过大好时机。
”可惜，现在已经晚了。”说到这里，同事扭头看向窗外行人寥寥的马路，神情里有掩不住的失落。
此时，距他得到老人的建议已经过去了三四年，他亲眼看着手机从砖头一样笨重的“大哥大”，变成了一手可握，轻巧便携的掌中宝，从顶级大佬们的人生奢侈品，变成了小老板们的日用品，价位从两万多块钱，降到了均价三千多，身边持有手机的人越来越多。
就连这座偏远的北方小镇，一年前也在最热闹的中街上成立了秦龙寻呼台。华灯初上时分，这五个大字耸立在临街的楼顶之上，在夜色中发散出耀眼的红光。它的业务同样开展得红红火火，很快各行各业有头有脸的人纷纷都在腰上别上了BP寻呼机。
这种比扑克牌小一圈的长方形小黑块，开始时价位在两千左右，每年还要交六百的服务费，在当年几乎是成功人士的象征，腰里别上BP机，一旦嘀嘀嘀的寻呼声响起，立马就能让周围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聚焦过来，是非常惹人艳羡的。
城市的街道两旁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个IC卡电话亭，马路边花几十元买一张电话卡，走过去拿起听筒随插随用，市话资费是一分钟三毛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