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轻商是对孔子的误解
众所周知，儒家轻视商业。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并不是孔老夫子的本意。孔子从没有把“仁义道德”和“生产谋利”放在互不相容的位置，“义”和“利”不能并存的极端观点，是后世儒家对孔子原始教义的曲解或误解。
孔子恰好出现在中国商业第一次繁荣的时代，所以对于当时的市场制度有亲切的认识。最值得重视的是，他的识。最值得重视的是，他的大弟子子贡（端木赐），便是一位最有开创本领的大企业家，司马迁写《货殖列传》，以陶朱、子贡开端，可见他在古代商业史上地位之重要。孔子从来没有谴责子贡从事商业，在和子贡的对话中，他肯定了富而好礼和贫而乐道一样，都是合乎“道”的。
总之，原始儒学创建时期，由于子贡的出现，便与商人发生了密切关系。孔子“富而好礼”的说法就是在指点子贡，怎样将经商所得的财富纳入“仁义”的道德规范。司马迁认为，孔子学说流传天下，子贡的功劳很大，因为他经商很富有，到大，因为他经商很富有，到哪里都受诸侯重视，可以借机传播孔子之道。但汉以后儒者逐渐发展轻商的偏见，许多人不肯接受司马迁的说法。
自汉至宋，儒学思想虽经过种种变迁，其中有一条共识，那就是对于商人和商业世界抱着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代新儒学领军人物朱熹认为经商致富是损害“道”的。这种看法持续到16世纪才得以改变。
2．明清经商也光荣
15和16世纪中国的市场经济空前活跃，许多全国性和地域性的大型与中型企业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大批的“士”加入了商人行列，的“士”加入了商人行列，士和商之间的界线越来越分不清。他们放弃了科举考试，不再在仕途上求发展，转而在商业世界求发展。
变化为什么出现在16世纪？首先，这一时期，人口急剧增加。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大增至一亿五千万，是明初的两倍。入仕的名额是有限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功比例越来越小。根据文徵明的统计，以苏州为例，30个生员只有1个能取得入仕资格。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读书人只好以经商作为人生出路。
儒生纷纷转而行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士大夫地位的急剧下降。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农，当过和尚，靠农民起义登上皇位，他的出身和起家方式很受知识分子鄙视，朱元璋对此心中有数。为了创业他极尽可能地容忍和礼遇知识分子，实际对他们非常敌视，即位之后丝毫没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识，士对他来说只是统治工具，必须绝对服从他。
明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宋代有天壤之别。宋代的朱熹认为经商致富损害“道”，前提是宋代有实现“道”的更正统更便捷的途径，那就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通过君主自上而下推行社会理想。宋太祖吸取前代教训，压制武人，提倡文化，士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北宋发生了几次由士大夫主导的著名政治革新运动，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热情很高。
明代非但没有这种条件，做官者连活下来都很难。明初有一则笔记生动记述士大夫人人自危的心理：京官每天早上入朝，一定会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则要庆祝又活了一天。基于政治生态的险恶，明代初期理学家只好退至修身、齐家的安全领域，而不敢触及治国、平天下的危地。
入仕的概率那么低，即使侥幸入仕，一不能过上体面生活，二不能实现政治理想，当官还有什么意思，不如去经商。
儒生虽转行经商，但他们不可能完全忘却儒家的价值和精神训练。相反地，儒家价值和修养往往成为他们事业成功的动力。
明代商人已经非常看重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已不是勉强做买卖以谋利益的“市侩”了。商人这一自负兼自信的心理在当时甚为普遍，不知不觉中便流露了出来。他们教导子弟利而不污，以义制利；商人在经营之余热衷向大学者问学，为学者捐巨资建书院；徽州菜馆普遍供奉朱熹之位；明清商人手抄先儒警句贴在墙上；做生意时强调范仲淹的“不欺”、司马光的“诚”。因为他们深信：如果违背了“理”或“天理”，去行欺诈的事，则必将招致灾祸。
为什么明清商人如此重视道德修养？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对商业经营看得很严肃，甚至很神圣。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发展了高度的自觉，肯定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士”之下。用当时的话说，即“良贾何负闳儒”。
商人的自负和自信是有充分根据的。过去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由士大夫承担，明清以来则多由大商人承担，比如编族谱、建宗祠、建书院、寺庙、修桥开路等等，都要靠商人的财富来推动。整理和刊行丛书这样的文化事业也必须有富商捐助。
“富”不但不与“仁义”相冲突，而且还是“仁义”的物质基础。
3．王阳明说商人也能成圣贤、做豪杰
在商人地位极大提高并且以儒家精神严格要求自己的社会背景下，王阳明横空出世，成为宋代以后第一个公开肯定商的价值的儒家大学者。王阳明语录中记载一段话，明明白白地宣告：整天做买卖的商人也同样可以“成圣成贤”。宋代理学家还只说“士”可以“成圣成贤”……现在王阳明则将“商”提升到和“士”完全平等的地位了。
宋代理学家如朱熹、陆九渊都肯定“圣贤”才是“豪杰”，而明、清文学家则把“豪杰”的尊号转赠给成功的大商人了。
在儒家社会思想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
王阳明成为这一思想转变的领军人物并非偶然。王阳明也曾一心一意走朱熹的“正道”，即内圣外王，以天下为己任，认定大臣的任务便是引领君主走向“道”。但朱熹生活在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宋代；而王阳明生活在明代，重弹此调则是与虎谋皮。抱着不切实际的理想，王阳明犯颜直谏，结果在1506年遭受廷杖之刑，流放少数民族杂居的贵州龙场。
1508年，王阳明在龙场中夜大悟。他悟到了什么呢？那就是不再寄望于皇帝，断绝了从朝廷发动政治改革的旧路。他决定向社会投诉，对下层老百姓说法，掀起一个由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的大运动。王阳明向当地百姓宣讲“知行合一”的道理，为了老百姓能听懂他的理论，他训诫学生说自己要做个愚夫愚妇，才能与人讲学，他甚至和一个没受过教育的聋哑人笔谈，用的都是民间方言。
这就是王阳明的“觉民行道”，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和传“道”运动，在16世纪的中国曾掀起万丈波澜。对商业由贬抑到肯定，将商人精神纳入儒教伦理，即是这万丈波澜的一朵浪花。对老百姓尚且能如此尊崇，对于创造巨大社会价值的商人，王阳明当然更加重视。
明清儒家在“义”“利”关系上进行了一次根本调整，指出义和利并不是矛盾的，甚至有“义利合”的观点，商业世界的“义”与“利”看似相反实则相倚，这种流行于现代社会的义利诠释，早在两三个世纪前就流行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