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冬天，似乎有什么可以预知的大事将要发生般，一种心慌的感觉总是充斥在我身体的各个部位。
这个周六，骑着自行车从妈妈家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竟然眼睁睁盯着人行道边的马路牙子径直骑了上去，车子狠狠摔倒在硬硬的柏油路上，胳膊一下子生疼起来，坐在地上，心里感觉很是沮丧：完了，该不会脱臼了吧？试着抬起手来，慢慢抬上肩膀，还好，并没有伤到骨头。
俗话说祸不单行呀，周日在家切红薯的时候，比划着把刀放在红薯上，猛一刀切下去，天呐，怎么竟然切在了手指头上，血倏地一下冒了一滩，染红了红薯也染红了案板，惊悸间扔下菜刀抽了一堆纸巾一把团住按在伤口上，钻心的疼痛并没有停止大脑的思索：生命在向我预示着什么吗？
这天接到单位的春节放假通知，明天起，就不用来上班了。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我在心神不定地收拾整理电子版文件，思索着整理完文件再走呢，还是提前下班回家看望父亲？这时收到二姐发来的一条短信说：爸不好，快来市医院。
二姐家住赤峰，这次是回家过年来的，结果一下火车被姐夫接上直奔医院。二姐发来的这个短信让我顷刻间感觉如同大难临头般难受，疾速关掉电脑，抓了包，飞奔下楼出门打车往市医院。上车后，疾速给爱人、大姐、三姐、妹妹分别发了短信告知情况。车一上新华街，整个路上的十字路口，都在堵车，而且车到华西医院的时候，的哥把车速减下来，向路边张望了一下，似要拼车，我一急，语无伦次起来：师傅，不要、拉人了，我、着急……
的哥微微转头看我一眼，似乎一下子洞悉了我的心情，车速立即开始飞奔起来，甚至在财政局附近的那个十字路口，闯了一个红灯。这个违规的动作，此刻却让我心里一下子潮湿起来，一路上克制的泪水奔涌而出。感谢这位的哥，直接将车驶上了急救中心的台阶。
付车费的时候，我刻意抬头认真看了一眼这位的哥，彼时，我的大脑似乎陷入了混乱，下车后才发现，的哥的形象一点也没有刻印在我的脑海中。快速走向急救室，心里默念着：愿上帝保佑我的父亲平安，也保佑这位的哥一生平安。
其实在上午的时候，心里就莫名地感觉不安，总想回家看看，于是中午下班的时候，和老公一起回家看望了父亲。果然，母亲说，凌晨两点的时候，父亲的心脏病似乎犯了，浑身冷汗，自己感觉很难受，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一会起来一会睡下的折腾了半夜，但又说不上来怎么个难受法，母亲要打电话叫救护车，可父亲坚决不同意。扛到天亮，似乎好点了。
见我俩进屋，父亲从床上起身说：身上到处难受，腰也疼。说完似乎体力不支，又躺下了。我问母亲要了个热水袋，充上电，然后和母亲一起给父亲系到腰上，期待能够缓解父亲的疼痛，希望只是受凉引起的疼痛。
稍顷，父亲吃力地起身，挪身坐到了书桌前，书桌上平铺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放着父亲的刮胡刀。我赶紧问父亲要做什么？父亲说：想刮刮胡子。可是，片刻后，父亲双手支着桌子站起来，又躺回了床上。见我仍在看他，摆了摆手说，算了，以后再刮吧。
用巴盟话来说，军人出身的父亲是个很皮实的人，很少言痛，也不轻易叫苦。今天他一定是忍无可忍了，才会说身上到处难受。我无法想像父亲的疼痛与难受，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心里是无法言说的沉重。就这么站在父亲床边愣了会神，父亲朝我摆了摆手说，不用管我，你该干啥干啥去。
母亲在厨房忙碌着，我进去看看，饭已经快要做好了，母亲说，你们俩就在这吃吧，冰箱里有点冻饺子，一煮就好。着实是不忍心再给母亲添麻烦，我和老公坚持没在家吃午饭走了。
这么想着的时候，脚下一刻没停，转眼到了急救室。门口站着姐夫和老公不知正在说什么，有个朋友在帮忙给张罗着交费办手续，母亲和二姐在急救室里守在父亲床边。二姐说，昏迷后的父亲经抢救已清醒。急救床上的父亲微闭着双眼，听到说话声，抬眼看我一下。摸摸父亲的冰凉的双手，我问父亲，冷吗？父亲说，被子盖好了，没风的话，不冷。说话间，接到短信的大姐也过来了，由于路上堵车，她说好不容易打到个车。大姐站在我身后伸过手握了握父亲的手，父亲马上问道，刚才是谁的手？大姐故作轻松地笑着扬了扬自己的手说，我的。之后，老公去医院的小卖店里买了支吸管，二姐打开自己的水杯，照顾父亲就那么躺着喝了点水。
根据医生的安排，很快，父亲被推进另一个房间做核磁共振检查，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一年前因做常规检查时被检出的腹主动脉瘤，已轻微破裂。当时检出后，大姐曾拿片子去咨询北京埠外医院的专家，答复是：81岁的父亲由于高龄，且瘤体过大，手术风险太高，已无人敢于承接这台手术。
上网查到这么一条：腹主动脉瘤，是极其危险的一种疾病，休内瘤体如同安在身体内的一颗不定时炸弹，瘤体一经破裂，不治。因此，一经发现，手术治疗是唯一的出路。看过这段话，我曾经长久地陷入绝望不能自拔。也曾想托点关系住进医院找个大夫给父亲施行这个手术，但母亲说：万万不可，你爸爸年龄这么大了，一旦下不了手术台，等于亲手把他送上了不归路。当然，这一切父亲是不知晓的，并不是担心父亲没有这个承受能力，而是觉得，这样做可能他会更恬淡一些。
而今，听到这个瘤体已然破裂的检查结果，心里真是百味杂陈，使劲沉下心来想了想，把这个结果发信息告诉了三姐和妹妹。即刻收到两条回复：家住包头的妹妹和妹夫在办请假手续，明日一早启程，中午可以到达；远在杭州的三姐一家买了最近一趟的航班，明日下午可以赶回。
眼下的问题是，既然这个瘤体已经破裂，那意思是父亲已被无情地宣告不治了。急救室是不能一直待下去的，普通病房是不收治这种已无治疗办法的病人的。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是跟大夫商量一下，进重症监护室维持生命。
令人纠结的是：重症监护室是不允许家属陪护的，一天只安排两次探视时间，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只允许进去两个人，一次探视只有短短的五分钟。这实在是太残酷的一个抉择：这不是等于现在就变相地和父亲分别了吗？可是如若不进重症监护室，父亲的生命分分钟危在旦夕。别无选择之下，无奈签字办了手续。
站在过道里思索片刻，我强忍着巨大的悲痛进了急救室，小心翼翼伏下身来握住父亲的手，对尚且清醒的父亲说，爸爸，这几天医院床位紧张，普通病房没有床位，咱们找了个特殊病房，今天先入住特殊病房哦。父亲一如往常地平静，慈祥地问：一屋住几个人？这话问住了我，刚才一度沉浸在悲伤与纠结中没有顾及这个问题，慌乱中抬头看了看站在父亲床边另一侧的大姐，大姐赶忙接话说，现在不知道有几个人，先去那临时过渡一下，等明天有床位了，咱们就倒出来了。说完这话，大姐把脸背转过父亲，眼泪刷地流了一脸。受了传染似的，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一脸，父亲应了一声没再说话。二姐赶紧站过来挡在了大姐和父亲的中间，我和大姐逃也似地出了急救室。
稍顷，平复下来的我问老公要了指甲刀，又进入急救室里，和二姐帮父亲修剪了指甲。父亲像个孩子似的一动不动看着我和二姐摆布他的手和脚。之后，一家人张罗把父亲送入重症监护室，护士就急着要赶我们出门。再次握住父亲冰凉的手，我小心地说，爸爸，特殊病房有护士陪护，不允许家属在病房滞留，我们先出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就叫护士帮你，明天我们进来看你哦。父亲依旧慈祥地点点头说，行。
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已是晚上九点多，重症监护室的侧面有两个硕大的玻璃门，门是从里面反锁上的，玻璃里面拉上了白色的帘子遮挡着。心情沉重的一家人，无助地伏在玻璃门外，从没有拉严实的帘子的缝隙处向里张望。只见父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两个护士轻车熟路在父亲床边忙碌着。
重症监护室，是个现代化的、冷漠而僵硬的高科技医疗典范。里面忙碌着许多轻手轻脚、细言细语、表情严肃而来去匆匆的护士。父亲床边的桌子上，依序摆放着人工呼吸机、给氧机、心脏监护仪、鼻饲管、静脉输液泵等各种监护、抢救、维持生命的仪器或设备。整间屋子里面安置着五六个重症病人，病房里充斥着各种机器运转、器械搬动、警示的嘈杂声音和闪闪烁烁的仪器灯光。
就这么隔门张望良久，终于无奈地接受了没有办法陪在父亲身边的现实。
于是大姐二姐和姐夫带着母亲出去吃饭，我和老公留在屋外隔门陪着父亲。
片刻功夫，重症监护室出来个大夫，问，你家里人呢？答曰吃饭去了。大夫说，家里人回来后，进来一下，要交待一下你父亲的病情。
不大一会功夫，姐夫回来了，说是大姐和二姐陪母亲回家去了，着实，这一下午把七十好几的母亲也折腾得够呛。
跟姐夫说了大夫的吩咐后，姐夫说，那就找大夫吧，于是我和姐夫还有老公进办公室找大夫。大夫说，你们父亲的腹主动脉瘤已破裂，这个瘤体一经破裂，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说，是丝毫没有治疗办法的，现在只能是维持，我一听急了，打断大夫的话说，大夫，我家里还有姐妹在外地没赶回来呢，千万要想办法呀。大夫说，不要急，一定会想办法的维持的，能维持多久就要看病情发展了。目前的情况是，瘤体破裂导致血不断地流向腹腔，肚子也鼓起来了，造成的后果是失血严重，生命危险。现在必须要输血抢救，而输血抢救的结果是输一次病人可清醒一阵，也更增加危险系数，因为不久后血就会再次漏入腹腔而再度病危。如果同意的话请家属签个意见吧。我无助地看看姐夫，姐夫说，你签吧。
手里握起笔，看着大夫推过来的输血协议、抢救协议、病危通知书……这一堆资料顷刻间让我六神无主起来。
明知道父亲已是不治，但我总是幻想着也许会有奇迹出现。可大夫反复强调的那些话语重重击碎了我的幻想，想像着父亲将要经受的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摧残，那种时刻我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我不知道，是让父亲再坚持一阵子来满足所有的家人再见一面的愿望而活在生不如死中呢？还是让父亲在不知不觉中早日解脱？这真是刻骨铭心而又痛彻肺腑的决定。
泪眼迷蒙中，眼前的一堆纸，变成了父亲慈爱的容貌。
父亲，您说呢？我签？还是不签？我在心中一遍遍地呢喃。期望父亲会给我最好的最合适的启发。可是，病床上的父亲在等待啊，我没有时间做更多的更为理性的思考后再做决定。犹疑不决中，一张又一张的纸上，疑疑惑惑落下我一个又一个沉重而凌乱的名字。
次日清晨，我嘱咐二姐回家取了父亲的刮胡刀，细心的老公出去买了新电池，想要进去给父亲刮一下他想刮而没刮成的胡子。跟大夫提了要求，大夫坚决不能通融我们进去，说是未到探视时间，且早上的检查与治疗工作很多，不方便家属进入。但最后还是很人性化地同意由护士帮助父亲刮胡子，虽感觉心里难过，但已是感激不尽了。
也曾想方设法想要通过关系把父亲转到普通病房，因为这样就可以使父亲在最后的时日里能够有家人陪伴在侧，但几经努力，未能如愿。于是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增加探视次数。因为正规的探视时间里，中午那一次，妹妹一家会赶回来，而下午那一次，三姐一家也赶回来了，显然我们是没机会都进去的。果然，上午在给父亲例行检查过后，护士也给父亲刮完了胡子，大约十点多的时候，得到一次额外的探视机会，而且是允许我和母亲以及大姐二姐同时进去。
惊喜来得有点意外，大家穿上防护服进去见到父亲后，慌乱间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看着父亲没穿任何衣服的上身几乎全部裸露在被子外面，身上还有许多冷汗，用手掌为父亲抹去身上的汗，有点心疼地抱怨了一句说，为啥不给盖被子啊？结果这句话成了护士后来拒绝我们探视的理由，说，家里人进来就知道挑毛病，影响治疗。
手掌放在父亲的额头，一如我小时候父亲常常摸着我的额头。我问父亲，冷吗，父亲眼神已是有些迷离焕散地看着我微微翕动嘴唇，发了个唇音：不冷。问父亲，饿吗，又一个唇音：饿。我征询的眼神看向护士，护士微微摇摇头说，不能吃东西。其实不说我也知道，父亲的肚子已经鼓成皮球一样了，腹腔里几乎全是血了，大夫又怎么可能会让吃东西呢？
就这么一瞬间的功夫，父亲陷入了昏迷状态，随即我们都被赶了出来，惊悚间不知道谁给签过了病危通知书，重症监护室再度陷入抢救的忙乱中。泪眼迷蒙中，不断地祈求上帝，一定要保佑父亲平安啊。果然，不一会大夫出来说，没事了。大家都长出一口气。
中午12点，刚到探视时间，恰好妹妹一家赶到了。妹妹和妹夫两人进去探视了父亲，出来后听妹妹说父亲精神不错。笃信佛教的妹妹试图引导父亲信佛，但父亲只是未置可否地说了一句，中国人，大多数信佛教。
时间在揪心的煎熬中一分一秒地逝去，我们都不能预知，父亲还能在世陪伴我们走多久。一下午不停地有单位的同事及好友们前来探望，但未能获准入内，两点多的时候，父亲单位的领导前来探视父亲、慰问母亲，同样未能入内。忐忑中，熬到了下午的探视时间。三姐一家在呼市下飞机转火车仍在路上劳顿，而我们这么多围在监护室外的亲人们，是不可能全部进去探视的，经商量，决定由母亲和大姐还有我的女儿作为代表入内探视。
母亲出来后说，父亲精神不错，思维也很清晰，见到她们进去，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我女儿，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就要过年了，孩子们的压岁钱，记得都给了哦。母亲忙说，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还问母亲说，今天刮了胡子，你看刮好了没？母亲强忍着泪水笑着说，刮好了。接着再问母亲，昨晚你没睡好吧？母亲说，我睡好了，你不要管那么多，自己好好休息就是了。父亲说，昨晚听到你喊了一晚上，肯定没睡好。
原来，昨晚同病房有个女性重症病人，因为病痛的折磨呻吟了一整晚，父亲在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中，误以为母亲在重症监护室陪着他呢。这话说得让人心酸的同时稍感欣慰，心酸的是，父亲已常常陷入混沌状态，欣慰的是，清醒时的父亲竟然认为母亲一直是陪在他身边的。
就这么几句话的功夫，护士过来干涉了，说是父亲累了，不能说话太多，并强调探视时间已到。母亲对父亲说，大夫说了，你的病，能治好，你在这里安心治病，一会我们再进来看你。父亲挨个看过母亲、大姐和我女儿后，答应道，我没事，你们都回去吧。
晚上八点多，三姐一家到医院了，匆匆忙忙找人托关系，又得到一次额外探视的机会，可以同时进去四个人，于是，三姐一家和妹妹的儿子被允许穿上防护服入内探视。
据三姐说，父亲身体已是十分虚弱，但思维特别清晰。三姐跟父亲说，爸爸，飞飞参加工作了，我们全家今年都回家过年来了。父亲答应说，好。三姐儿子问父亲是否去过青岛，还告诉父亲他工作的单位以及具体方位，父亲说，去过，你说的这个地方，我知道。
三姐夫还把妹妹的儿子抱起来，让父亲看了看，还没等父亲说话，这小家伙大声说道，姥爷，我来看你啦。
我们都没有想到也不愿相信，这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次面见家人。也许，冥冥之中，父亲他老人家早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只是在极力支撑，坚持等到最后一个从外地归来见他的家人。
次日凌晨三点，大夫宣告不治撤掉各种医疗器械后，方才通知家人入内。尽管心理有所准备，但巨大的悲痛仍然在瞬间袭遍全身。
父亲这一别就是永远了，我极力地克制着悲痛的心情，仿佛要把父亲的遗容长久地烙印于我的脑海，握住父亲尚且温热的手，久久地我不相信父亲会这么轻易地睡过去。我期望着父亲突然间睁开他的双眼，和我说上哪怕一句话。
父亲睡的很安详，父亲累了，父亲终于可以睡一个千年不醒的安稳觉了。我在心里悄悄地对父亲说；“爸爸，您安息吧，希望您走好天堂的路，不用担心我们的母亲，更不用担心您的女儿后代，我们永远怀念您。
父亲是真的走了，走在2013年2月8日的凌晨三点，其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