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沈从文
在我电脑上的读书文件夹中，有着一大批我喜欢的现当代作家，沈从文便是其中最独特最显眼的一个。在现当代作家群中，沈从文是鹤立鸡群的，他既没有鲁迅那样投枪匕首式的犀利文笔，也没有徐志摩那样行文富丽华美风流潇洒的唯美浪漫文风；在他的作品中既没有炮火连天浴血奋战中的英雄人物，也没有阶级斗争政治漩涡中的达官贵人，它有的只是底层中的小人物，小人物平常生活中的悲与喜。可是尽管如此，沈从文依然是优秀的，甚至说是伟大的，他笔有藏锋，在行文中不厌其烦地描绘着家乡的风土人情，展现着家乡淳朴而单纯的民风；然而就是在这看似平和随意的叙述中，却隐忍着一股不可测度的悲痛，一种难以离清的历史沧桑感。
沈从文，生于湘西，一片水的故乡。这里属于楚文化区，可是因较封闭保守，才得以使淳朴而善良的民风保存下来。在沈从文晚年回故乡探亲时，在家乡听了傩戏，这是一种古调犹存的很老的弋阳腔，沈从文动情地听着，激动地说：“这是楚声，楚声！”说着便泪流满面。由此可见，家乡的文化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湘西的山水人情瑰丽而又浪漫。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沈从文，幼年冥顽不化，对人生万象充满了好奇与求知欲。对沈从文影响最深的当然是水，故乡的水，他的“灵魂”，正如他自己在他的自传中所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沈从文十四岁后，当过兵，在沅水一带闯荡了近五年之久。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接触社会，开始了解人生世相。他说：“我永远不厌倦看一切”，“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我的心总是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后来，他当过书记，接触了许多古籍与文物，又在一家报馆中读到了一些进步新书；由于深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他开始反省“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他想到有一种新的、更理想的、通过“文学重造”达到“社会重造”的工作等着他去做。在《从文自传》最后一个题为《一个转机》的章节中说：“我想我得进一所学校，去学习那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地世界。”于是，二十岁便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开始进入了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习那课永远也学不尽的人生了”。
来到了大城市，开始了都市生活，可是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他依然忘情于自己的湘西乡下。汪曾祺称他为“少见的热爱家乡热爱土地的人。”在他早年创作中，他就把笔触伸向了湘西，伸向了家乡那些诸如船夫、水手、妓女、兵士等之类的挣扎在生存最底层的小人物。
沈从文是大胆的，是别具一格的，他能从不符合伦理的东西里发现美好的感性。他曾表白过：“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他的早期小说《十四夜间》《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篇幅很短，写沉沦的嫖者和娼者的邂逅，写炽烈地情欲，写邂逅时的忏悔，从人性丑中发现人性善、人性美的那一面。在他的成名短篇《柏子》中，更加一览无余地写船夫柏子同吊脚楼妇人的炽热情欲，人物对话充满了原始的村野与泼辣气息。女人责怪这“悖时的”来得太晚，男人则要他诅咒真那么“规矩”，这是些“全无恶意而快乐的笑骂”。女人把柏子随身带的香粉、雪花膏搜光，柏子把积蓄一两个月的铜钱倒光。然后，柏子冒着大雨踩着泥水兴奋地回到船上，等待着下次的欢聚。多么单纯多么淳朴多么热情而又令人悲悯的乡间生灵啊！
如果说沈从文前期的小说，结构散漫无序，更像散文的话，那么到了《萧萧》《丈夫》这里便已达到了结构上的严整。《萧萧》表现了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小说写了一个已婚的童养媳手里抱的丈夫只有三岁，在粗膀子花狗大的引诱下与他野和，不幸的是怀上了孩子，差点落得个发卖或沉潭的命运，可是一切都是巧合的，都是善的巧合。她既没有被发卖，也没有被沉潭，对她来说，只能照顾丈夫长大，再抱抱自己的新生的月毛毛。这样皆大欢喜的结局是耐人寻味的，他不忍心看到他心目中美好的东西就那么完结。可是在这平静不露声色的叙述中，却隐藏作者凄凉的悲剧感，因为这样的美注定是要破碎的。《丈夫》这篇小说彻彻底底地把我征服了把我感动了。正如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和我》中所说：“……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小说中，女人为了接济家庭而到妓船上去卖身，丈夫来船上探亲，正巧碰上了妻子接客，丈夫只能从船舱板缝里观察动静，妻子也只能从半夜里抽空爬过后舱，来给丈夫塞一块冰糖；水上船保、副爷、巡官他们可以胡作非为随意霸占别人妻子，而丈夫却只得躲进后舱。在离开的那天，在男子回家的那天，小说中写到：“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悟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这个男子——最底层中受尽了盘剥的小人物——无助而忧伤的哭了。最后写到他们一同回乡下去了，是的，男子和女人一同回去了，丈夫和妻子一同回去了；可是谁又能担保妻子不再回到船上呢？何立伟在《洞箫的悲悯与美》中说：“他使悲啸的大号化为一支悠远的洞箫，用这一支洞箫吹奏了这样一个微雨的夜。”日本作家冈崎俊夫谈到《丈夫》时说：“这位作家用冷静而细致的笔来描写，而且在深处漂浮着不可测度的悲痛。”是的，悲痛，带些凄冷地哀嚎！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家乡。可是，“一入辰河流域，什么也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沈从文被刺痛了，正如汪曾祺评价这个时期的沈从文，“一个从这种生活里过来的青年人，跑到大城市里，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民主思想，转过头去再看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为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却隐伏着凄凉的悲剧感。
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解释道：“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小说全景式地展示了边陲小城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地描写了这个排斥在现代文明之外的小社会淳朴的风俗民情。文中既没有崇高的也没有伟大的人物形象，它有的只是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翠翠、老船夫、船总、大老、二老、样马兵等他们都是善良的、纯朴的，他们没有虚伪没有邪念，一切都是善的、美的。可是，小说的结局却是令人痛惜的。大老溺水而死，二老一气之下下了桃源，祖父在风雨交加地夜晚遗憾离世，小白塔坍圮了，小船也冲走了。唯有翠翠还在那里等待着，等待着“明天”，等待着那个人的归来。诚如作者所言：“一切都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沈从文晚年对自己的文学作品作总体回顾时说，来城市五六十年，仍然“苦苦恋着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上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是的，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为了展现家乡淳朴的民风习俗，“我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西散记》”在这本集子里，他的笔下蘸满了感情的浓汁，带着一种“乡土性”的抒情，在喃喃诉说式的叙述风格中，能够从淡淡的孤独悲哀中感受到他对家乡人的深深悲悯。对人生和历史的思索构成了这个散记的主题。《箱子岩》是一篇充满时间感又不断解构时间感的作品。一丝关于历史的淡淡哀愁与忧郁思索贯穿其间。这里曾经属于屈原，曾经属于乡下人，现在又属于兵油子的箱子岩，从而使作者“对于历史回溯发生一种幻想，一点感慨”。在《桃源与沅州》中，作者饶有兴致地铺展开桃源与沅州那与众不同的盎然意趣，用温润的笔触点晕开一片交融着豪爽与浪漫的风情画卷。他笔下的妓女从来坦荡，她们不卑不亢地生活着，用行动说明人都有活着的权利，尽管方式有所不同，但价值和意义是等同的；他笔下的水手从来血性，没有懈怠，没有颓唐，在黯淡的人性面前，他们无畏地投入自己的生命热忱，高歌着生命的强硬与狂放，高歌着人性的坚韧与乐观。在沈从文含蓄地散文叙述中，只要细心留意，就会不难发现往往一句看似平实的感言中，隐藏着他为文的全部心思。在《湘西散记》中，他以细致的笔触，描摹了一幅幅充满湘西民众生活的动人画面，在其背后却寄寓了作者对湘西历史及命运的深深哀戚。
为了“减少旅行者不必有的忧虑，补充他一些不可免的好奇心，以及给他一点来到湘西为安全和快乐应当需要的常识”，为了涤除对“苗蛮土匪”的错误羞辱、纠正人们对湘西的误解，他写下了《湘西》。这部游记既是一首对于湘西的赞歌，又是一份为湘西社会辩白的辩词。《常德的船》，正是沈从文为帮助他人对于湘西的认识而精心谱写的一首充满乡情的船歌。表面上看，他是以旅行者的视角，仅仅介绍了沅水上的几种“形制复杂不一”的船，实际上是，在写船的过程中，写操纵着这水上工具的湘西民众，以船写人以船喻人，并且寄托了他明确的情感取向。在《沅陵的人》中，沈从文对《引子》中所列出的人们对湘西的几种“荒谬”的错误片断印象或想象逐一进行了反驳，对人们意识中的“误传”作了丝丝入扣地辩护之后，他的笔下顿时变得舒展多彩起来，他描绘了一幅幅可敬可配的沅陵人物谱，他向世人展示了湘西民众特别的、复杂的，却健全美丽的人性。
沈从文在《从文别集凤凰集》中，坦露地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小，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是的，他的笔下没有血泪纷飞的战争，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令人作呕地虚伪，他有的只是人性，人性的美，人性的善。或许，这就是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对他指斥的根源所在。建国后地相当一段时间里，他被失落了，他被忽视了。他曾称自己是“一只沉舟”，他曾寻求自尽而未果。汪曾祺在《阅读边城》中为他的老师大声疾呼：“噢，人性！这个倒霉的名词！”他是孤独的、寂寞的，他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中得来，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孤独寂寞的人是痛苦的是悲伤的，可是“这样的人生是值得过的”。
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沉沦，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创作追求，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人性追求。他曾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诚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的鼓励的。”是的，他做到了，尽管他放弃了文学创作而改行文物研究。三十年后，他以一部题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巨著再次蜚声海内外，再次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大约从1983年起，瑞典皇家学院设立的诺贝尔文学奖开始瞩目中国作家，在议及的几名中国作家中，沈从文被认为“实力最雄厚”、“最强有力的候选人”。可惜的是，沈从文在未能料到可能的荣誉之前就去世了。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中说：“这样的一个人就这么的去了，我看了一眼，再看一眼，我哭了。”看到这里，我也落下了煽情地泪水。美国著名的汉学家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说：“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论，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真的有那么一天么？可是，无论如何，他的作品，他的湘西，他的人性追求是永生的。
前几天，在上网的时候，搜索到了沈从文晚年的照片。照片中沈从文戴着厚眼睛在落日绚烂地余晖当中会心地微笑着，“俨然”一副慈眉善目地老者形象。可是看着看着，我却看出了一丝无奈，一丝不被人理解地无奈；他平和随意地笑容中，仿佛带着一种苍凉的悲壮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