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勒心理学：让孩子从内心尊敬父母。
阿德勒心理学让孩子从内心尊敬父母，靠的不是权威，也不是讨好，而是父母自身的一种品质。阿德勒是伟大的个体心理学创始人，他在维也纳的一场演讲中提到了一段较为细腻的话语。这段话的核心大意是：一个孩子对父母最真挚的尊敬，其源头并非来自对惩罚的恐惧，也并非来自对养育之恩的亏欠感，而是来自一种被称为看见的东西。
所谓看见，并非肉眼捕捉到对方的物理存在，而是灵魂层面的感知与理解。那是即便跨越了漫长时光，至今依然振聋发聩的洞察。时光荏苒，近百年过去，社会结构与轮回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阿德勒当年提出的这个命题，在今日的亲子关系中反而演变成了一道让无数父母痛苦不堪的难题。
为什么有的父母倾尽所有，可孩子却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为什么有的父母恪守现代教育准则，从不打骂孩子，换来的却是一种近乎冷漠的轻视？为什么有的父母物质条件给足了，可孩子回馈的却是随年岁增长而愈发明显的疏离？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的困惑：究竟什么样的父母才能真正赢得孩子发自内心的尊敬？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个根本问题：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父母才能真正让孩子在内心深处，发自肺腑的产生一种笃定的认知：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真正值得我尊敬的人？一位日本的心理学研究者乔本纪子，耗费了三年光阴才终于找到了那个藏在人性褶皱里的真实答案。
二零一六年的春天，京都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室内，乔本纪子接下了一个研究课题：青少年对父母的尊敬、感知与家庭功能的关联研究。他的导师野田俊作教授告诉他，冷冰冰的问卷调查不出真正的尊敬。如果孩子在问卷上勾选非常尊敬，那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觉得理应如此，那不是尊敬，那是社会道德施加的压力。
野田教授说：你要去走进那些家庭，找到那些真正被孩子发自内心尊敬的父母，然后搞清楚他们身上到底流淌着怎样不一样的血液。于是乔本纪子采用了深度访谈法，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他背着沉重的录音设备，走访了一百二十个不同阶层的家庭。
他筛选访谈对象的唯一标准是：孩子的年龄必须在十四岁到二十二岁之间。这个阶段的孩子已经具备了独立的判断能力，不再会轻易盲从权威。在每一次访谈中，他只问一个核心问题：你尊敬你的父亲或母亲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他特意强调不要让因为他们养育了我这种理由出现，他要的是具体的、鲜活的真实理由。
八个月后，一百二十份访谈记录堆满了他的书桌，结果却令人惊讶。能够明确表达我从内心深处尊敬父母的孩子仅仅只有三十一个，剩下的八十九个孩子要么说不上尊敬，但也不算不尊敬，要么直言不讳：我敬畏他，但我绝不尊敬他。
原来在孩子的世界里，敬畏与尊敬是完全割裂的两种情感。敬畏来自恐惧，而尊敬来自仰视。前者让孩子想逃，后者让孩子想靠近。乔本纪子将那三十一个案例单独拎出来，试图寻找共性的规律。
他首先验证了最符合东亚传统直觉的假设：权威型的父母是否更容易获得尊敬？严父出孝子，这句话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几乎成了一种文化信仰。可是数据无情的粉碎了这个幻想。在那三十一个被尊敬的家庭里，高权威型的父母仅有四个，而在不被尊敬的家庭中，高权威型父母的比例高达三十七个。
事实摆在眼前，越是依靠权威和压制来管教孩子的父母，越是难以获得孩子发自内心的尊敬。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在接受访谈时说：我爸从小就对我特别严，考不好就罚站，顶嘴就挨打。小时候确实怕他，也听话，可你问我尊不尊敬，一点也不，我只是怕。后来长大了，个子比他高了，力气比他大了，我不怕了，我发现我对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乔本纪子追问：什么感觉都没有，具体是什么意思？男孩说：就是不恨也不亲，他就像一个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负责交房租的陌生人。乔本纪子在笔记本上重重的写下了几个字：权威只会带来距离，带不来尊敬。
接着他又验证了第二个假设：讨好型的父母是否更容易获得尊敬？也就是那种凡事以孩子为先，从不说不，甚至把自己放低到尘埃里的父母。这个假设同样在数据面前崩塌的极快。在三十一个案例中，高度迁就型的父母只有两个，孩子嘴上说着尊敬，用的词汇却是心疼，而不是佩服或仰慕。
一个女孩哽咽着说：我妈太辛苦了，她这辈子都在为了我吃苦，我尊敬他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努力就对不起他。乔本纪子在这段话旁边只写了两个字：亏欠。那不是尊敬，那是沉重的牺牲感压出的愧疚，是一种被动的服从，而不是主动的追随。
他回去翻阅文献，发现阿德勒的嫡传弟子鲁道夫- 德雷克斯早在几十年前就写过一句几乎一模一样的话：父母的过度牺牲不会换来孩子的尊敬，只会换来两样东西：要么是无尽的愧疚，要么是彻骨的轻蔑。愧疚是孩子觉得这笔债我几辈子都还不清，所以我必须顺从。轻蔑是孩子潜意识里觉得一个连自己都不在乎，没有自我的人，凭什么要求我在乎你？
权威走不通，讨好也走不通，两条看似最自然的路尽头都是死胡同。乔本纪子并不死心，他调整了方向，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他开始猜想会不会与父母的能力有关？那些学历高、事业成功、见识广博的父母是不是更容易被孩子当成偶像一样尊敬？
他把三十一个家庭的父母职业和学历全部罗列出来进行比对，结果却让他更加意外，甚至有些错讹。在这三十一位被尊敬的父母里，既有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也有在超市里默默无闻的收银员；既有叱咤风云的公司高管，也有每天奔波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学历最高的是一位工学博士，学历最低的甚至初中都没念完。
能力、地位、金钱、学历，这些世俗眼中的硬指标与孩子的尊敬之间竟然几乎找不到任何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在访谈室里挺直了脊背，眼神里透着一股自豪感，他说道：我爸就是个开大货车的，常年跑运输，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他没什么学问，连大字都不识几个。但我有个同学的爸爸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教授，可我敢说我同学对他的尊敬绝对不如我对我老爸的十分之一。
乔本纪子追问：为什么在你看来明明你同学的父亲社会地位更高，成就更大，难道不应该更值得崇拜吗？那个男孩陷入了沉思，手指在膝盖上抹撒了一会才缓缓开口：我同学的爸爸什么都好，学历高，赚的多，就是他好像一直在用自己的成就压他。每次我同学考不好或者哪里做的不对，他第一句话永远是：你看你爸当年怎么样怎么样。但我爸不这样，他从来不拿自己去跟别人比，也从来不拿我去跟别人家的孩子比。
乔本纪子手中的笔顿住了，他在笔记上郑重的写下四个字：能力无关。这一刻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权威之路不通，讨好之路不通，能力之路亦不通，三条看似坚不可摧的逻辑路径在现实的数据面前全部被堵住了。他第一次对自己从事的研究感到了真正的迷惑，甚至有些自我怀疑。
如果这一切都不是答案，那么让孩子从内心深处生出敬意的到底是什么？带着满腹的困惑，他找到了恩施野田教授，将这一连串的困惑倾诉而出。野田教授静静地听完，没有直接解答，而是反问了一句极具穿透力的话：乔本，你是不是一直陷入了一个误区，只在执着的寻找父母做了什么？
乔本记者愣了一下，如实回答：是的，我一直试图归纳出父母的行为模式。野田教授说：那你换一个方向试试，去看看孩子在描述父母的时候感受到了什么？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迷雾，乔本记者愣了几秒钟，恍然大悟般冲回办公桌前，重新摊开那三十一份访谈记录。
他不再去分析父母的言行举止，而是转而聚焦于孩子在描述父母时那些反复冒出来，甚至有些语无伦次的感性词汇。他拿起一支红笔，像一个寻宝者一样，每捕捉到一个被反复使用的表述就在上面画一个圈。三天后，当他盯着满纸密密麻麻的红圈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些孩子口中的尊敬竟然没有一个词是关于严格、温柔或者负责的，用的最多的是一些看似与教育毫无关联，却又充满力量的话语。他说：他有自己在忙的事，有自己的世界。他说：他不会因为我考砸了就整个人崩溃，掉仿佛天塌了一样。他说：他情绪很稳，那不是忍耐，是他好像真的不太靠外界的评价活着。
他说：他有一件干了好多年的事，那件事跟我没有关系，但他依然乐在其中。这些话像碎片一样拼凑出了一个陌生的途径。乔本记者放下红笔，颤抖着手重新翻开其中一份记录，说这些话的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他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邮局职员，收入微薄，学历平平。但在整个访谈过程中，这个女孩提到父亲时的语气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仰视。
乔本记者问他：你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你爸爸身上到底是什么特质让你如此尊敬？女孩想了想，眼神变得柔和，他说：他不会把他没实现的愿望硬塞给我，他当年没考上好大学，但他从来不因为这个逼我。他有他自己的遗憾，但他不让我来替他扛。他下班之后就去社区的木工房做东西，做了十几年了，他不厌烦，我也不厌烦。但我知道他在那里专注地做着他的事。
乔本记者把这句话用红笔冲肿的诓了起来，仿佛那是解开谜题的钥匙。他接着翻看第二份记录，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父亲在工厂做质检员。乔本记者问他：你觉得你爸爸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地方？男孩挠了挠头说：他不把他的烂情绪往家里带。
乔本记者问：能说具体一点吗？男孩说：他有段时间被领导骂的很惨，天天无偿加班，这是我妈私下跟我说的，他自己从来不提。回来该吃饭吃饭，该陪我打球打球。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喝水，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客厅里发呆，我喊他，他笑了一下说：没事，想点事情。第二天早上他照常精神抖擞的去上班了。
乔本记者问：你当时是什么感受？男孩说：我觉得他扛得住，无论发生什么他都扛得住。乔本记者在记录旁边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圈，在旁边写下三个字：扛得住。翻到第七份记录，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大学生，母亲是全职照顾你的，你尊敬她吗？女孩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尊敬，但不是因为她照顾我。照顾我的妈妈很多，我好几个朋友的妈妈也是全职，但他们并不尊敬自己的妈妈。
乔本记者问：那你尊敬她是因为什么？女孩说：因为她不是只有我，她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练书法，雷打不动的练了十五年了。她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每个月去参加一次读书会，她不会因为我的事情就把自己所有的事都扔掉。我有一次跟她说：妈，你要不别去读书会了，在家陪我复习吧。他拒绝了，他说：你复习是你的事，我读书是我的事。
乔本季子问：你当时不生气吗？女孩笑了，有一点，但后来我想他说的对，而且正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事在做，他才不会整天像监控一样盯着我，搞得我喘不过气。当乔本记者翻完第十五份记录的时候，红笔的墨水已经快用完了，每一份记录里都流淌着类似的气息，措辞不同，角度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
这些被孩子尊敬的父母身上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不是对孩子好不好的问题，也不是管的严不严的问题，而是这些人本身所散发出来的某种生命质地。但那种质地到底是什么？乔本纪子一时半会儿还说不出来。
他再次找到了野田教授，将那一叠标满红圈的记录摊在他面前。野田教授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的翻完，然后摘下眼镜，慢慢的擦了擦镜片。他说：乔本，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孩子描述的根本不是父母对他们做了什么或者为他们付出了什么？
乔本记者点了点头，深有感触：是的，他们描述的完全是父母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野田教授把眼镜重新戴回去，目光如炬的看着他说了一句话：阿德勒在一百年前就给这件事下过定义，只不过他用的不是教育理论的语言，而是人格理论的语言。
乔本记者迫不及待的问：什么定义？野田教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早已泛黄的阿德勒著作《儿童教育心理学》，翻到某一页递给他，那是阿德勒晚年关于共同体感觉与勇气的论述。读完之后，乔本记者猛地抬起头看着野田教授，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然后他转身快步走回自己的办公桌，翻开笔记本，在空白页的最上方写下了一行字：八个月的奔波，一百二十个家庭的走访，三条被推翻的假设，三十一个红圈标满的案例，所有的心血和迷茫全都被浓缩在这一行字里了。
他后来在发表的论文中写道：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那些孩子嘴上说不清楚原因，却能毫不犹豫的说出我尊敬我的父亲。因为他们感受到的根本不是父母对他们做了什么，而是父母把自己活成了什么。
那行字是：自我课题完整。什么是自我课题完整？自我课题完整就是一个成年人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孩子之外的精神世界和生活重心。他不把孩子当成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也不会把自己的遗憾和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
他有自己要做的事，有自己要面对的人生课题，他的快乐、价值感和存在感不完全依赖孩子的表现和反馈。他的生活重心不是孩子，但孩子却因为他的完整而活得更加轻盈。
阿德勒在书中写道：母亲的任务是将孩子的兴趣和信任扩展到父亲、家庭、学校和社会。如果母亲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孩子就会失去向外拓展的动力，因为孩子会感到母亲已经为我付出了一切，如果我去追求自己的世界就会背叛他。
这就是为什么过度牺牲的父母往往培养出两种孩子：一种是背着沉重的亏欠感前行，一生都在为父母而活。另一种是彻底冷漠，因为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在孩子潜意识里是不值得效仿和追随的。
而自我课题完整的父母反而给了孩子最珍贵的东西：轻松感和安全感。孩子不需要背负父母的命运，可以专心做自己。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一个人如何专注地做自己的事，如何在困境中稳住自己，如何在漫长的岁月里持续耕耘一件与回报无关的事情。
这种来自生命底层的女儿说：她在那里。是的，她在那里，他在做一个专注的人，一个不需要孩子来填补他人生空白的人，一个情绪稳定不把焦虑带回家的人，一个有自己的事要做不把所有期待都压在孩子肩上的人。
这些被看见、被感受到的生命之地才是孩子内心深处尊敬的唯一来源。乔本纪子在论文的最后写道：父母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不是倾尽所有为他铺路，而是活成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不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不把焦虑传递给别人，不把自己的遗憾变成别人的责任。
他只是在那里稳稳的做自己的事，然后让孩子自己决定要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当孩子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尊敬就诞生了，那不是要求来的，不是换来的，不是被说服的，是看见之后发自内心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正在为亲子关系感到疲惫，不妨停下来问自己一句：如果去掉父亲或母亲这个身份，我还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吗？我还有自己的事在做吗？我的情绪和生活是不是已经和孩子完全绑在一起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的孩子是否真正尊敬你的起点。
因为孩子最终会忘记你为他做过的那些具体的事，但他永远不会忘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