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对《历史哲学》的再读，生发的感触随时记录，可能与上一轮相关也可能不相关，本应该在原来基础上修改，但工作量太大，加上当时每次阅读的内容与此轮不一致，增删原来文稿会比较棘手，于是只顺势记录本轮共读的感受，期待今后有时间的整合。原来记录了20篇，这次又能记录多少呢？不必规划，顺其自然。文末标注的序号为原来的顺延。

人的历史是人的观念的历史，人的观念哪里来？就是人的内在精神，那种向上的精神（如果不信，那就要看一些书了，比如儒家哲学）。这种精神是人之本质汇聚，这种本质不是从大众的思想提炼出来的，而是哲人（就中国而言，是孔孟阳明，是老子庄子，是慧能等）深思后的提炼。也正是这样的人，成就了人类的思想，又以某种内在的力量影响着政治，影响着历史。

说到此，历史的背后是两条线索，一条是历史事实（虽然这跟记载者有关，很可能受到政治的影响，可能自身有局限而忽视一些问题）；一条是思想系统。前者是显性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比如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绝对的偶然——这些还算有些思想的，虽然错误——更多的是认为历史就是成王败寇，是统治哲学。这里所言的思想系统，其实是前面所言，哲人们提炼的人类本质的、表现人类发展的思想体系。当然，这条线索是内含的，是隐性的，不为大众所洞悉的。

这就面对一个问题，历史是谁创造的？百姓说，英（枭）雄说，哲人说。其实真正起作用者是后两者。英雄和后面的哲人是一体的，只是前者善于做成实事，成就实际的功业，比如管仲的结盟思想对战乱的制衡。枭雄或者奸雄，可能是历史的破坏者，他们是历史多数事实的制造者。这里面要借用牟宗三先生对历史评价的一个概念：道德的省察。也就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道德判断，是符合人类的观念还是逆着人性的发展？元朝、清朝的统治者，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逆流，不合道德。

为了进一步区分人性和兽性的行为，创造了“历史精神”的概念，就包含了文化精神和历史的曲折，历史之为历史，不是学说思想的直线发展，而是遭遇强大力量者会使历史走弯路。这种曲折就是历史本身的特点，区别于思想。但不能把历史精神混同于黑格尔的正反合，因为这个反，不是错，只是角度的不同，可以丰富事物本身；但历时精神中的曲折，不具备这种内涵，它就是一个反面，或者说是一种错误。之所以提历史精神，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而已。

与历史精神对应的还有一个历史的必然性。历史不是环境使然，比如希腊文明源于海洋，华夏文明源于大陆。这就是逻辑的必然性了。历史因为一方面受文化精神的影响，一方面受强有力的大人物的影响，这背后是人的本质性与生物性，所以很复杂，历史之为历史，就是人的观念和情境（势），在大人物的选择与努力中成就的，历史发展的优劣就在于在顺势还是顺理（文化精神）。历史的必然性之必然，指向其实际发生，而不是事情本身发展的逻辑必然。如果人类能按照文化精神运行，那不知道比当下强大多少倍，但人的生物性实在强大，它拽着文化的快速前行。

不同民族的文化之所以相异，是因为不能把人类精神全面的展示，只是一通孔之见。哲学之会通，就是综合各家思想，提炼各自的本质精神，当然，有文化精神的大学说，必然会指向文化精神本质。会通之为会通，是看到别族的思考方式和表现样式，从而获得启发，也就是看到别人是怎么站在不同道路上，结合自己的实际，开辟了通向罗马的大路。

说历史，得提一句史官，这个史官不是后来的历史学家，而是商周时代的一种官职（如何在朝廷延续，没有考证），其主要的职责可以归纳为：“掌官书以赞治，正岁年以叙事。”进一步解释一下就是：“本天序以定伦常，法天时以行政事。”天序者，天之秩序，以天序而确定社会伦常，至周公则是一套礼制或者说礼法。商周时期是史官负责此项任务，到孔子，转变为知识分子“士”的目标，由原来的外在形式，转变为人心之内在，此即仁心，这就把人树立起来了，人不再是所谓的天理模行者，而是以自己的仁心与天理呼应。与仁相关的是智，仁智一度并提，其实仁含蕴着智，仁之为仁恰恰是理智的反推，智是达到仁的工具与途径，没有智的运作，一切都是虚空，这里之所以强调智，是说其重要性，但不是人心之根本内涵。再进一步说，不要认为仁是一个扁平的直觉，而是经过智慧的体认。

说到此，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为历史不是事实的堆砌，研究历史更要从中抽离出内在的精神，即人的精神，舍此，顶多得到法家的“术”，更多的是堕入历史无常，成王败寇之类的闲谈。

《历史哲学》阅读笔记之二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