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砚蓝
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寒假特别寒冷，二十多年过去了，数九的寒风穿透脊背的感觉依然如昨。也许是因为那个寒假我一直在冰坨子里上夜班，也许是因为那段关于元宵的冷记忆。
白班和夜班的薪水是一样的，上夜班是我自己的选择。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清扫房间置办年货。年轻真好，晚六点到早六点一干就是一个对时，下了班还能马不停蹄地粉刷墙壁拆洗被褥，拎着口袋转市场，讨价还价买东买西。然后美美地睡上一下午，天快擦黑儿就又上班了。
打工的地方是个小工厂，只生产一种产品，元宵。上夜班的只有两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个农村来的女孩儿，虽然比我小两岁，“工龄”可比我长。我们每人一台机器，分别是拉磨和包元宵。
操作间就像一个天然的大冰柜，异常寒冷，因为温度高了元宵就会变成扁宵。地面总是湿淋淋的，我们在脚下垫上两块砖，铺上木板，以免弄湿了棉鞋，木板在我们带着冰水的鞋底反复踩踏下，早已变得泥泞打滑。
几口大缸里浸泡着黏米，是我一整夜的工作量，我必须在天亮前将这些江米统统捞出来，一点点用电磨拉细。
寒夜可真是漫长啊，空旷的天际不时飘舞着雪花，偶尔有稀疏的冷星瑟瑟抖动。操作室内除了两台机器单调的噪音地，就只有两个女孩忙碌的身影。
后半夜是最难熬的，困极了就放声高歌，不担心自己的嗓音太差，五音不全，因为噪音掩盖了所有不在调上的尴尬。也不用担心把邻居吵醒，八不靠的独体小作坊远离居民区。唯一担心的是怕活干的不好，工作量完不成，惹来老板的脸色。
第一次操作包元宵的机器时，有点儿手忙脚乱的，一个夜班下来，因为动作不连贯经验不足，竟有八个元宵滚落到脏兮兮的泥水地面上。下班后我没有马上走，托着八个脏元宵来到老板跟前，说明了情况后等待发落。
心想这回一定是要扣工资的了，谁让自己笨手笨脚的呢。没想到老板不但没发火，反而笑了起来。“你这个孩子心眼儿可真实诚，这算什么呀，跟我来。”我低着头跟着老板进了操作间。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老板竟然当着所有工人的面，演示了一次“善后处理方法”。八个元宵又混进转盘，雪白的黏米面撒上了，顷刻间，黑漆漆的脏元宵又变白了！
魔术演完了，老板又指点了一番，今后再遇到同样的情况就如此这般，OK！我的心里掠过一阵颤栗，脊背好似寒流滚过，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怎么了？感冒了吗？”农村来的小妹关切地问，“不，是因为这个……”我悄悄指指变白的元宵，没想到小妹不屑一顾地说：“傻姐姐，昨天晚上我就想告诉你，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从那以后，我再干活会更小心，一旦再有元宵滚落了，我会趁人不注意，像个贼似的，偷偷地把脏兮兮的元宵扔进下水道里。
午夜时分就饿得肚里呱呱叫了，老板偶尔会提早把饭安排好，有时可能是老板太忙忘记了，我们就生火煮元宵。农村来的小妹看着元宵不敢吃，我总是骗她，“放心吃吧，这是我单独包的。”
清晨六点，是我最渴盼的时间，我要下班了。顶着来自西伯利亚呼啸的北风，自行车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上七扭八歪，也放开胆子一路猛登，快点到家就暖和了。
回到家里，两条胳膊还保持着扶车把的姿势，因为一夜劳作，袄袖子早就湿透了，零下三十度的一路狂奔，让我成了变形金刚的造型，必须得使劲儿拽扯才能脱下棉袄外罩，那可是当年曾流行一时的陈真服啊，往炕上一戳，嘿，直溜溜地站着，绝不会倒下。
春节过了，正月十五也过了，直到端午节也过去了，我终于通过亲戚几次索要拿到了薪水。看着手里打工赚来的钱，我对自己说，这钱是干净的，我包的元宵也是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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