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春，年关刚过，空气里还残留着鞭炮的硝烟味和冬日未散的寒意。我在一个偶然加入的、鱼龙混杂的兼职群里，看到一条信息。发布者是一位自称在航空园区上班的妇女。她在贵阳小河区的中兴世家小区有套空置房，因为周边幼儿园、小学林立，课外培训正热，想找个“有手艺、能吃苦”的人合作做点事。条件诱人得让人生疑：她免费提供场地，只抽成，不干涉具体教学。
我盯着手机屏幕，指尖发凉。学费、生活费、画材费……这些词像一块块冰冷的石头，压在胸口。父亲种烟失败的阴影还未散去，家里再也榨不出一滴多余的汁水。张老师画室的学费可以拖欠，但生活的账，每一天都在滚雪球。
我需要钱。迫切地需要。
于是，凭着那点可怜的绘画功底，和更可怜的、走投无路的勇气，我接下了这份工作。像抓住一根悬在深渊上的细藤，明知它可能脆弱不堪，但别无选择。
出发那天，我拖着一个小小的、磨损严重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几支最基础的画笔和颜料，还有一颗七上八下的心。这是我第三次来贵阳，意义却截然不同。第一次艺考，有张老师带队，行程妥帖；第二次大学报到，有父母陪同，前程似乎铺着光。而这一次，是真正地独自上路。大巴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我靠着车窗，看熟悉的群山迅速后退，变成陌生的丘陵和平地。一种混杂着恐惧与兴奋的战栗，顺着脊椎爬上来。我知道，某种被庇护的时光，结束了。
一上车，困意就如潮水般袭来。或许是因为前一夜的辗转反侧，或许是因为对未知的逃避，我竟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再睁眼时，车已停靠在嘈杂的贵阳客车站。拎着行李站在路边，初春的冷风一吹，迷茫感瞬间将我淹没。这座省城对我而言，依然是一片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冷漠的迷宫。我知道贵州大学在哪个方向，但“中兴世家小区”只是一个手机地图上的坐标。
正彷徨间，一辆看起来颇为光鲜的出租车滑到我面前。司机摇下车窗，露出一张堆笑的脸，用浓重的贵阳话问我去哪。我像抓到救命稻草，报了地址。他热情地下车，帮我放行李，拉开车门，动作殷勤得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车子驶入市区。司机很健谈，从自己二十多岁结婚，说到家里帮忙安排工作，又说到后来辞职做生意，起初红火，后来因为老婆只顾打麻将不顾家，最终离婚关店，现在跑车为生，每月给孩子打生活费。他语气里有种过来人的唏嘘和自嘲，不时把头探出窗外，对着不守交规的车子骂一句：“开你家嘛嘞批，赶着克投胎咩？” 那些粗鄙的市井骂腔，在当时的我听来，竟带着一种奇异的、生活的真实感。我放松了警惕，甚至对他生出一点模糊的同情。
路程似乎格外漫长。当车子终于在一个看起来普通的老小区门口停下时，我看着计价器上赫然显示的数字：850元。大脑空白了一瞬。从县城到贵阳近四百公里，长途大巴票价也不过两百。我意识到不对劲，刚想开口，司机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摇上车窗，只留下一条缝隙，声音透过缝隙传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小兄弟，看你是个学生，不懂规矩。我们这是专车，不是大巴，八块钱一公里。新年头，给你抹个零，八百，算了。”
他盯着我，眼神里那种市井的狡黠和隐隐的威胁，让我浑身发冷。所有学过的截拳道招式，在那一刻全都蒸发了。我攥着口袋里那沓薄薄的、带着体温的钞票——那是过年时亲戚们塞的、我小心翼翼攒下的全部盘缠。最终，我低下头，颤抖着数出八张递过去。他一把抓过，迅速下车，把我的行李像扔垃圾一样丢在路边，骂骂咧咧地开车走了。
站在陌生的小区门口，手里攥着仅剩的两百块钱，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触摸到“社会”的质地：它不是课本里的概念，不是校园里的规则，而是出租车计价器上跳动的、冰冷的数字，是司机变脸时眼里一闪而过的、赤裸的算计。那八百块钱买来的，不只是一段冤枉路，更是一堂关于城市丛林法则的、昂贵而屈辱的入门课。
联系上那位妇人时，我已无暇愤怒，只剩下疲惫和一丝残存的希望。她很快出现，四十多岁模样，穿着体面，言语爽快。房子在四楼，三室一厅，简单装修，空荡而干净。她大致看了看我，没多问我的资历，只强调她只提供场地，拿分成，其他一概不管。甚至，她当场预支了我五百块钱，说是“启动资金”，然后把钥匙交到我手里。
那一刻，握着冰凉的钥匙，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几乎要相信，自己遇到了好人。那五百块，像雪中送炭，暂时熨平了被黑车司机撕开的恐慌裂口。
我花了一下午打扫房间，买了最便宜的画具，设计了一张简陋的传单——“少儿美术启蒙，卡通/素描，799元/学期”。在打印店，看着一百张粗糙的传单被吐出来，我感到一种奇异的仪式感：我要靠这个，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活下去了。
然而，招生远比想象中艰难。最初几天，我沿用以前兼职发传单的老办法：找个热闹路口，低着头，机械地把传单塞给每一个路过的人。结果也一如从前：传单像秋天的落叶，刚递出去，就在人们漠然或厌烦的眼神中飘落在地，被无数双脚匆匆踏过。无人问津。
眼看那五百块启动资金和身上所剩无几的钱一天天减少，焦虑像藤蔓一样缠紧了心脏。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只能灰溜溜地回去，承认失败。
转机发生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站在小学门口，看着放学的孩子潮水般涌出，家长们等在两旁。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抬起一直低垂的头，走向一位看起来面善的阿姨。声音干涩，结结巴巴：“阿姨……少儿美术，您，您了解一下吗？卡通和素描……一学期799，一周四节课。”
她没有立刻走开，而是停下脚步，接过传单，认真地看了看。然后，她抬起头，对我说：“周末我带娃来画室看看，先体验一下，看他喜不喜欢。”
那句话，像黑暗屋子里陡然划亮的一根火柴。微弱，却真切地照亮了方向。
我立刻改变了策略。我不再盲目地塞传单，而是仔细观察，选择那些看起来有耐心，或者孩子对路边广告牌表现出兴趣的家长，主动上前，尽量清晰、诚恳地介绍。汗水湿透了衬衫，被拒绝是家常便饭，但每多一次开口，胆怯就褪去一分。半个月后，画室里有了八九个孩子的笑声。看着他们趴在桌上，用稚嫩的线条描绘想象中的世界，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粗糙的、被需要的价值感。
两个月，学员慢慢增加到十几个。我甚至开始规划，是不是可以再开一个进阶班。就在我以为生活终于要步入正轨时，那堵看似坚实的“墙”，从内部塌陷了。
那位妇人开始频繁出现在画室。起初是“关心”招生情况，接着是“建议”调整课程时间，最后，她直接提出：学费她要先拿走一半。理由很直接：“房子是我的。”
我接受了。毕竟，房子确实是她的。
但她没有停下。她开始干涉教学，认为我教得“太慢”“不系统”（她并不懂美术）。她要求我把一周四节课，压缩到三节，最后变成一周只上一节，但学费一分不能少。家长们的不满开始累积，有人要求退费。画室里的气氛变得古怪而紧张。
我试图沟通，但她态度强硬，话语里充满了“你不懂”“我这是为你好”“房子是我的我说了算”的蛮横。那一刻，我看着她喋喋不休的嘴，忽然想起了那个黑车司机。他们的眼神里，有某种相似的东西：一种基于优势地位的、毫不掩饰的掠夺欲。
我意识到，这合作无法继续了。她提供的不是“机会”，而是一个精致的陷阱。我用尽力气招来的学生，攒下的口碑，在她眼里，不过是依附于她那套房子上的、可以随意修剪的枝叶。
我没有争吵，也没有哀求。在一个课程结束后的傍晚，我收拾好自己那点简单的画具，把钥匙放在空荡荡的画桌上，给她发了条信息：“课程终止，我不做了。” 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
初春的晚风依然料峭。我走在华灯初上的街道上，口袋里只剩下最后几十块钱。但奇怪的是，心里并没有想象中的绝望，反而有一种钝痛过后的清明。那八百元黑车费，买来的是对外部世界的警惕；而这次失败的“创业”，教会我的，是关于人心、契约和自身位置的，更深刻的一课：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
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回学校宿舍（那会儿已近暑假）。我在学校附近找到另一家小画室，跟老板谈合作：我带学生来，用他的场地，学费平分。他提供一些生源，不干涉教学。条件谈不上多好，但清晰，干净。
于是，大学生活的另一面展开了。除了上课、社团训练，我的时间被切割成更碎的片段：在画室教孩子画苹果和石膏像，在操场跑步练体能，在图书馆啃专业书，在拳馆对着木人桩练习咏春的“小念头”。我在不同的身份间切换：学生、老师、社团负责人、学徒。疲惫，但充实。因为每一步，都踩在自己泥泞中踏出的、实实在在的脚印上。
至于那个妇人后来如何，那套房子又租给了谁，我再也不知道，也不关心。那场短暂的、狼狈的“创业”，像一块投入湖中的石头，激起过涟漪，最终沉入水底，只在我心里留下一道浅痕，提醒我：通往自立的路，从来不是别人铺好的坦途，而是一片需要自己摸索，甚至亲手烧砖砌瓦的荒野。 我烧出的第一窑砖，因为火候不对、泥土不纯，碎了。但我知道了窑的温度，认识了泥土的质地。
这，就足够了。疫情尚未到来，生活的洪流还在按照它既有的节奏向前涌动。而我，这个曾经在山里放羊、在画室啃干粮、在黑车上被宰、在合作中被坑的年轻人，正学着在洪流中，找到自己的泳姿。
哪怕，姿态还不够优美，甚至时常呛水。
这场短暂而狼狈的创业，像一块粗粝的磨石，磨去了我身上的青涩，也让我对“力量”的理解，从拳脚的刚猛，转向了内心的韧性。当画室的琐事暂时告一段落，我将目光投向了社团招新的摊位——那里有一个名字，正等着点燃我蛰伏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