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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林升约莫二十出头，正值意气风发的年纪。
他自幼便随父兄下地耕作，见过最深的夜是江南的稻浪，见过最亮的光是灶膛的星火。乡邻皆言此子与众不同，旁的孩童嬉戏于田埂，他却蹲在祠堂檐下，以炭枝临摹碑文；旁人夏夜纳凉数星，他却借月色抄书，露水打湿了纸页也浑然不觉。
后来，他只身前往临安，一边替书铺抄书为生，一边备考。临安是南宋行在，纸醉金迷，歌舞不休。西湖画舫如织，瓦舍勾栏彻夜不歇，山外青山楼外楼。抄书之余，他常立于桥上，看金粉之地如何日复一日地粉饰太平。
以他的眼力与笔力，谋生本可更轻松，只需替酒楼题写幌子、代歌妓谱写新词，润笔自然不菲。但林升写不出，也耻于写。他笔下的字，只描摹山河破碎，只记载遗民泪尽。
以他的才学，金榜题名并非难事。倘若换作旁人，中举之后便是前程似锦，但他屡试不第，或因策论直指时弊，或因不肯阿附权贵。有相熟的门子劝他：“改一改文风，走走门路，何愁功名？”林升笑而不答，转身回到客栈，在墙壁上题下一首诗。
此诗正是《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据说，他题完诗便悄然离城，从此再无人知晓其踪迹。有人言他隐居山林，布衣终老；有人言他投笔从戎，战死沙场；更有一种充满浪漫主义、富有想象力的美丽诠释：“这位无名诗人放下笔，走进了自己的诗行，化作江南烟雨中一声未凉的叹息，融进了‘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千古一问里。”
倘若他当年折腰事权贵，以他的才华，或可博得半生富贵。但历史记住的不是无数位高权重的达官显贵，而是这位生平不可考的布衣——只因他在墙上写下了二十八个字，戳破了一个王朝最后的体面。
有时，青史留名者未必显赫于当时；而真正被岁月镌刻的，往往是一颗不肯合流的赤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