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后来的，近现代的论断。一个贫穷落后，充满战乱的国家，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军事，养活人民。一个贫穷落后的家庭，首要任务是养家糊口，活下去并更好的活下去。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谈心灵，谈理想，谈艺术，太过奢侈。
科学未有结论，市场会出现黑天鹅。奢侈的事情，有时候会是常态。
之前说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后来的，近现代的论断。在古代，在贫寒，困苦的情形下依旧安贫乐道，勤学不辍，才是最值得尊敬的状态。
但就如同仁义沦为征伐的借口，统治的工具一般。这种崇尚清贫的风气，也催生出了一条终南捷径。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入飞出宰相衙。”大多数人，并不安于贫苦，这只是少部分人的信仰。
少，但还是有，不是人间常态。物以稀为贵，这种人更显得宝贵。
《朱子治家格言》最后两句是：“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读书改变命运，不是近代的事，很久之前就有了。比科举还早，不是考试激出来。
大名鼎鼎，合纵连横，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就是被赶出来后，受了刺激，头悬梁锥刺股改变的命运。
但传统的观念认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这个——甭管是不是口头说说，还是挂在表面的遮羞布。至少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人们普遍认可的是，读书是自己的，修身养性的事。修身养性做好了，运气来了，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运气不好，那就富润屋，德润身。
没有这个修身养性的基础，运气来了，是祸国殃民的权奸；运气不好，是乡里偷鸡摸狗的蟊贼。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修齐治平的理想。古代传说中牵牛洗耳的巢父，许由；后来有避迹山林，隐遁佛道，或寄情山水间的逸士高客。
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写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人们总是对恶人太纵容，对好人太苛刻。能独善其身，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已属不易。人们却还要质问他：“是否太自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己、家庭和社会的不负责任呢？”
噫，中国自古有兼济天下的理想，但只有少部分人是对自己如此要求，大部分人都要求的是别人。给乞丐一块钱，你怎么不帮他成家立业呢？给病人捐十块顶什么用，人家要的是好几十万。某某导演，你这次赚了这么多钱，打算捐多少呀？
人人眼睛雪亮，心里有一把尺子，只量别人，不量自己。所谓“不虞之誉，求全之毁”，好人一定要好彻底，一定要是个“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圣人。不然，你凭什么能承担，享用名利的公器呢？
无怪乎有人“入山唯恐不深，避之唯恐不及”，庄子也说了伐桂割漆的寓言。在没有达到举世誉之，举世非之都不动其心的修养前，众口铄金，实在太过可怕。
更何况，这个时代，流量为王，赚的就是各位看客的钱。有求于人，看客不满意，只能委屈自己。这就叫有求皆苦。
如果自己都没有改变世界，改变人类，拯救水深火热的战乱，贫苦人民的愿力，就不要太过苛求别人了。“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做一个贫穷，快乐，吃不饱，饿不死，有书读，有闲享的小颜渊，有什么不好的呢？时候来了，就乘风而起。时候不到，就安于陋巷。
有，不一定要用。没有，不一定不能用。前者是谦德，后者是权谋。
过犹不及，做人做事要允执厥中。
贫穷困苦可以享受精神的满足，可以安贫乐道过得很快乐，这是我的结论。但我的很多朋友，囿于此论，一味静坐谈心，而无补于时事。
贫穷困苦能过得快乐，是少部分的，天生淡泊的人的天赋。大部分人过的日子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如果要活给自己，大可不理会世事。
有志于天下的，应该在物质、精神、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处处留心。
活给自己很简单，诚意正心便可。活给天下很难，理智与直觉，认识与实践，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