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事情的进程也很少是一成不变的：引入一个新的变量，事情可能会突然转向另一个方向。有时，那些改变事件的变量是在最后时刻做出的决定，这些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无论大小。以下是关于历史上最后决定形成的关键转折点，这些决定产生了巨大的、意想不到的、奇怪的或戏剧性的影响。
直觉拯救了人类
没有多少人知道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Stanislav Petrov）是谁。这是不幸的，因为今天生活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每个人，不论种族、宗教、信仰、性别、性取向、政治信仰或任何其他区别，都欠他一大笔感激之情。这位前苏联军官凭直觉行事，把巨大的责任担到自己的肩上，从一场全面的核浩劫中拯救了世界。简言之，如果没有彼得罗夫，我们大多数人今天都不会活着，而活着的相对少数人将在一些残酷的核辐射地狱环境中挣扎求生。
1983年9月26日清晨，当时苏联预警系统OKA探测到来自美国的核洲际导弹袭击。电脑读数证实了这一警告，并警告称美国已经发射了几枚导弹。苏联关于这种情况的议定书要求立即作出反应，发射自己的导弹以示报复。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是负责的值班军官，他的工作是立即提醒苏联领导人发射自己的导弹。正如他几十年后在一次采访中描述的那样：“我掌握了所有的数据（表明有一次导弹袭击正在进行中）。如果我把我的报告送到指挥系统，没有人会说一句反对的话”，你今天能读到这篇文章是因为，他选择了不同的行动方案。
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
1983年9月，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非常严重。苏联领导人怀疑当时北约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演戏可能是一个诡计，目的是为了掩护对华约组织的突然袭击。简而言之，现在是发出苏联遭受核攻击警告的糟糕时机。根据核战争的逻辑，在收到敌人已经发射核武器的警告后立即发射导弹的协议是合理的，理由是结果只有“要么使用核武器，要么失去核武器”。考虑到导弹发射探测和撞击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到半小时，未能立即发射自己导弹的一方将面临在发射井内摧毁自己的导弹的风险。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的工作是向上级传达紧急高级命令，这几乎肯定会导致苏联决定发射导弹。
然而彼得罗夫并没有这么做。“警笛嚎叫着，但我只是坐在那里几秒钟，盯着那块大的、背光的、上面写着‘发射’字样的红色屏幕……一分钟后，警笛又响了。第二枚导弹发射了。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计算机将警报从“发射”改为“导弹打击”。彼得罗夫相信自己的直觉——以及雷达操作员的建议，他们告诉他并没有捕捉到导弹信号——并以虚惊一场为由解除了警报。他打电话给红军总部的值班军官，报告了系统故障。如果他错了，几分钟内苏联周围就会升起巨大蘑菇云。几天后，彼得罗夫受到了官方的谴责——不是因为他当晚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日志中的错误。
告诉他们关于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是马丁·路德·金博士最著名的一句话，也是美国演讲中最著名的台词之一。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一篇鼓舞人心的演讲中，这句话最令人难忘的部分引起了共鸣并被人们所接受。事实上，在金博士非凡的一生中，它可能起到了巩固他在大众想象中的地位，作为争取公民权利斗争中的偶像的作用。
黄圈中的就是Mahalia Jackson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金当天走上讲台，打算发表一篇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演讲，演讲稿的副本已经分发给新闻界，其中并没有提到“梦想”的事。然而，在读到第七段时，金停了下来。在那短暂的休息期间，福音歌手Mahalia Jackson，金的好朋友，高喊着“告诉他们关于梦想的事！”金听到好友的呐喊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他把准备好的文本推到一边，把自己交给了圣灵。接下来的一切堪称演讲修辞技巧的最好例子，金在演讲中途放弃了准备好的演讲稿，在下半场开始即兴发挥，“我有一个梦想”那段经典的演说就此诞生。
音乐死亡之日
巴迪·霍利（Buddy Holly）、里奇·瓦伦斯（Ritchie Valens）、The Big Bopper（Jiles Perry "J. P." Richardson Jr），这三个名字在很多人看来是如此陌生，但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三个年轻人是最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巴迪·霍利的音乐被大量复制，比如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就连“披头士（甲壳虫）”这个名字的灵感也是来源于巴迪的老乐队“蟋蟀”。
1959年2月2日，一个校园之夜，1100名青少年挤进爱荷华州克利尔湖的冲浪宴会厅（Surf Ballroom），观看一场门票早已售罄的表演。他们为巴迪·霍利（成名作《就是那一天》和《佩吉·苏》）、里奇·瓦伦斯（《拉巴班》和《唐娜》）和The Big Bopper（《尚蒂伊蕾丝》）等初出茅庐的明星而尖叫，这些明星正作为冬季舞会之旅的一部分穿越中西部。音乐家们乘公共汽车旅行了一个多星期，汽车已经破败不堪。巴迪·霍利招呼大家和他一起乘坐他租来的包机，飞往北达科他州的法戈，那是距离他们在明尼苏达州穆尔黑德的下一场演出地最近的机场。
这是巡演的第11个晚上，他们很疲惫，而且都脏兮兮的，因为还没有人有机会洗衣服。霍利提出的搭飞机的建议很有吸引力，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早点到穆尔黑德去洗衣服，补上休息时间。这是一架只有三名乘客的小飞机，原本座位都是留给霍利的乐队成员的，但霍利的贝司手最终决定把座位让给了感冒的Big Bopper，而他的吉他手在掷硬币决定最后一个座位归属时输给了瓦伦斯。
就这样，午夜时分，三位未来之星登上了飞机，一位精疲力尽的21岁追星族少年充当驾驶员。不幸的是，他们在暴风雪中坠毁，美国民谣歌手Don McLean在他的经典名曲《美国派》中将这一天称为“音乐死亡之日”（the day the music died），这一天也因此成为所有音乐爱好者们心中永远的痛。
挽救或毁灭一座城
广岛原子弹爆炸三天后，也就是1945年8月9日凌晨3点49分，由美国空军少将Charles W. Sweeney驾驶的B-29型“Bockscar”号轰炸机从太平洋天宁岛起飞，目的地是日本的小仓城（Kokura）。在“Bockscar”号的炸弹舱里有一个“胖子”，一颗钚原子弹，比几天前摧毁广岛的铀核武器更加精密和强大。清晨时分，小仓城苏醒过来，它的居民们还没意识到，死亡正在向他们飞来。气象观测飞机报告说，小仓城上空天空晴朗，Bockscar前往一个集合点，在那里它本应与一架负责拍摄空袭行动的B-29“Big Stink”号会合。
然而，“Big Stink”号却不见踪影，于是“Bockscar”号在周围盘旋，等待同伴的出现。经过40分钟的飞行，Sweeney最终放弃了等待，继续前往小仓。然而，此时，云层加上对附近城市的常规轰炸所产生的烟雾，已经使小仓变得模糊不清。在接下来的50分钟里，“Bockscar”号在目标城市上空不断盘旋，希望在云层和烟雾中找到缝隙实施轰炸。在这死神的下面，小仓的人们继续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天真地无视死亡在上面盘旋。经过三次失败的尝试，Sweeney最终放弃了，他决定调整航向飞往他的备选目标：长崎。一座城市得救了，而另一个城市即将毁灭。
D日的赌博
无论筹划多么缜密，准备多么充分，要成功实现诺曼底登陆对盟军而言都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这一点没有人比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更清楚的了。盟军无法控制的一件事就是天气。为了成功登陆，盟军必须挑选一天中潮汐和月亮符合特定条件的特殊时间段。
1944年6月4日晚，英国皇家空军气象学家James Stagg见到了艾森豪威尔，并分享了他的预测，近来的持续恶劣天气将在6月6日有一个间歇，这将使登陆得以进行。当艾森豪威尔在思考这个决定时，他肩上肩负着沉重的指挥重担：在6日登陆，还是取消行动并等待几周后的下一个窗口期？
1944年6月5日气象分析图
艾森豪威尔与下属商量后，最终决定相信气象学家的判断，并命令登陆行动于6月6日开始。事实证明，艾森豪威尔的天气赌博在很多方面都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把入侵推迟到下一个可行的日期，即6月18日至20日，入侵将面临一场气象灾难。6月19日至22日，一场大风暴袭击了诺曼底海岸，这将使登陆变得不可能，或者切断登陆部队的增援和补给线。然而，盟军仍然没有脱离险境：即使天气晴朗，计划仍有可能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艾森豪威尔做了两手准备。在入侵的前一天，他准备了一条一旦登陆失败时要发出的消息：“我们在Cherbourg-Havre地区的登陆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经撤军。我决定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发动攻击是基于现有的最佳情报。军队、空军和海军尽其所能地勇敢和忠实地执行了命令。如果有任何责任或过失，都由我一个人负责”。
致命的换乘
处死路易十六
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年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来说是艰难的。君主专制制度被大大削弱，1789年10月，民众闯入凡尔赛宫，强行将王室转移到巴黎。从那以后，国王和王后就成了他们臣民的俘虏。当他们被迫适应君主立宪制的角色时，感到越来越屈辱，他们最终决定离开巴黎。计划是逃到大约200英里外的蒙梅迪城堡，在那里有10000名保皇党将领手下的人在等待。在恢复了行动自由之后，国王将发动一场保皇党反革命，并将法国恢复到革命前的日子。1791年6月20日晚上，路易斯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召集了他们的家人，准备从杜伊勒里宫溜走。
路易十六临行前在桌上留下了一份声明，谴责制宪会议从王室手中剥夺了外交、军事和地方行政权力，并宣布他在1789年6月23日以后批准的全部法令无效。在私人信件中，玛丽·安托瓦内特采取了更为反动的路线，打算完全回到旧秩序，丝毫不让步。为了运送王室成员和他们亲密的亲信，一位瑞典伯爵Fersen安排两驾轻快马车，这两驾快车本可以相对较快地到达蒙梅迪城堡。然而，这将使得家庭暂时，国王和王后都不想这样。于是，路易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最后一刻决定换一种方式：用六匹马拉一辆更大更显眼的马车，可以容纳所有人。事实证明这是个糟糕的选择。
路易十六国王及其家人在Varennes被捕
1791年6月20日至21日午夜时分，路易十六乔装成一位俄国贵妇的仆人走进马车。玛丽·安托瓦内特则装扮成家庭女教师。他们离开巴黎时没有遇到任何阻拦，但很快就后悔在最后一分钟换车的决定。他们沉重的马车开得很慢，不久不得不停下来修理。国王和王后的伪装实在太拙劣，沿途很多人都认出了他们。最后，在距离目的地仅30英里的小镇Varennes，当地邮政局长从印有路易肖像的钱币上认出了他，王室成员最终被逮捕并返回巴黎。
这对路易斯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来说是一场灾难。在他出逃之前，革命党人准备让路易作为实现君主立宪制后的国王，并接受了路易至少在表面上同意他们观点的建议。然而他的出逃，加上他留下的文件告诉了他们他真正的想法。在这之前，废除君主制和宣布共和国只是激进分子提倡的边缘立场，但现在这种倡议很快就受到了欢迎。最后，1792年12月，路易十六因叛国罪受审，被定罪，一个月后被斩首。他的妻子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并于1793年10月被斩首。
捷径塑造了欧洲
条顿堡森林战役
阿米尼乌斯（也叫Hermann）是罗马化的日耳曼切鲁西部(Cherusci)的领袖，他指挥着罗马军团中的一支辅助部队。他受到罗马人的敬仰和信任，罗马人授予他公民身份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将他编入骑士阶级。阿米尼乌斯被派往莱茵河，在那里，他在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尼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手下服役，这是一位与奥古斯都皇帝有姻亲关系的罗马将军，奥古斯都皇帝责成他完成征服德国直至易北河的任务。然而，罗马人的横征暴敛激起了阿米尼乌斯的反感，在这期间阿米尼乌斯决定走上反抗罗马的道路。
公元9年，瓦鲁斯率领三个军团前往冬季营区，阿米尼乌斯说服他在最后一分钟绕道，抄近路穿过条顿堡森林。在那里，瓦鲁斯被阿米尼乌斯的切鲁西部族和他们的盟友伏击。罗马军团被歼灭，瓦鲁斯为了逃避被俘虏的耻辱而自杀。这场灾难震惊了罗马，奥古斯都在他的宫殿里来回踱步，以头撞墙，嚎啕大哭：“昆克提尼乌斯·瓦鲁斯，把我的军团还给我！”这场灾难阻止了罗马向日耳曼扩张的计划。因此，德国和中欧从未像高卢那样被拉丁化。由此产生的差异反映在法国和德国数百年的敌对关系中，这种关系在塑造欧洲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方文明的版图大致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