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海德公园有一个“演讲角”，每个周日的下午，八成是现实中的失意者的若干演说家站在自带的凳子(或其他什么东西)上高谈阔论，口才好、声音大的能吸引数十人驻足倾听，也有人门前冷落,只有寥寥数人捧场，或者干脆就争取不到听众。那些政客、主流学者有谁还会跑到“演讲角”去发言呢？他们只会通过网络、媒体上对着亿万人“循循善诱英国”。
但我们可以通过“演讲角”更直观地理解言论自由的理念：思想的场域就像一个市场，只要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表达自由，各种不同的声音就都会被听到，真理将通过交流和碰撞最终胜出。
演讲中，不同意见持有者虽然能力和天赋上有差异，比如口才好坏、是否有思维逻辑、甚至嗓门的大小，但他们在影响力上的差异不至于太大。
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理解言论自由的主流方式，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早已过时了。正如内嵌于社会网络的市场不等同于充满了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称的市场经济，掌握了现代化信息传播技术的时代的言论自由也与早前的言论自由在内涵上有了天壤之别。
进入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就出现了“再封建化”，谁的声音能够以最大功率的喇叭被传播，取决于金钱和权力。即便每个人的言论自由都得到保障，但绝大部分人的“被听到的权利”也被压制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的确网络和自媒体时代给了普通人更多的发言机会，但在实际效果上，言论自由和“被听到的权利”之间的矛盾更明显地凸显在我们眼前。这也许让普通人有了更便捷的渠道发泄不满，却无法形成让底层的诉求进入讨论中心的常规机制，网民通过围观进行反腐、扳倒“表哥”、严书记等事具有很强的偶然性，不可复制，无法持续。再对比一下那些“网络大V”和草根，还有什么能更清楚地说明，“被听到的权利”的不平等呢?
我们的主流媒体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有责任介入言论自由领域，也有承担这种责任的能力。但《心惊报》、《捧拜新闻》等媒体的表现确是不尽如人意的。
原因可能是对言论自由的理解过于陈旧，远跟不上时代的变迁；还有就是媒体已经“重新封建化了，它们关心的不再是公共讨论的质量，而是充当某个势力的代言人；再次砖家叫兽妓者们的选题大都是盯着热点，低级红高级黑的被牵着鼻子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