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0年,《岁月神偷》在内地上映。
男主罗进一亲吻芳菲,那是他们第一次接吻,也是最后一次了。
电影院的左边角落里,王妮妮泣不成声。
她拉着衣袖问我:芳菲会不会像鱼一样,记忆力差,在某一天忘记爱人。
“不会的,有些事情,一辈子都记得。”我摸摸她的头。
“你记忆力那么差,能保证一辈子记得我吗。”妮妮显得特别认真。
“嗯。”
“我保证。”
影片结束后,肚子产生饥饿感。我们走进一家街边小店,要了两份牛肉粿条。
上餐时一片热气腾腾。
王妮妮在饭桌对面说:怕你会忘记。所以,我在身边提醒你,可以吗。
我的眼镜渐渐模糊,看不清她的脸,只是拼命点头。
现在回想起来,那片模模糊糊,原来是春天里最美的烟火气。
2.
大学那段期间,不敢懈怠。面对触手可及的毕业,只想更快独当一面。我一直觉得,表达爱不应该用说的,而是用做的。与其腻歪说爱你一万遍,倒不如做点实际安全感的事情。
我每天五点半起床,除了课程之外,兼职,实习,写稿,恨不得往时间里多塞一些。
这种做法的代价,就是我们为数不多的约会。
我问王妮妮:你委屈吗?
她摇摇头:我知道你是为了以后。约会虽然不多,但每次我都很开心,看到你,我知道什么都会有的。
王妮妮是专科三年制,她开始真正工作时,我在实习。
为了方便,我们在番禺租住城中村单间,月租800,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耗电四级的破旧空调,除此之外,已经难以挤下其他家具。
但也无所谓,只要有个睡觉的地方。等工资翻番,生活总会改善。我们这样告诉自己。
大三末到创业公司实习,六个月结束后团队负责人告诉我,给不了工作签证。除非到别的岗位,我犹豫了。
回到出租屋,我坐在仅有的那张椅子叹气。
王妮妮问怎么回事。
我说工作迁换,可能要做不喜欢的事情了。
她靠在我的后背安慰我:没事,我工作稳定,你重新找你喜欢的。别委屈自己。
我看着她对我微笑,又环视那个仅有十平米的单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
我摇摇头对妮妮说:“不委屈,喜欢你就够了。”
再次上班时,我从内容岗位调离到策划岗位,重新开始忙碌。
创业公司业务平平,这种事情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下海经商人数众多,小公司不磕几次头破血流杀不出生路。
可有时候磕是磕了,生路依旧遥不可期。
房价节节攀升,工作地点不得不迁移。从珠江新城搬到天河,又从天河搬到白云。
公司员工来来去去,留下来的人也就不多。
我去不了大公司,只能在小公司里摸爬滚打,愿有一日出头天。
3.
2012年,生活越来越糟。老板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单靠妮妮的三千块,过日子实在艰难。
三千块,在好些年前还是不错的薪资,现在屁都不是。单间押二付一,月租也从800提至1200。
房东在柜台叹气:生活不容易啊,也得过活不是。
我说您再通融通融,手头紧确实差了点,下个月发工资马上补齐。
房东把预订名单提到我面前,说还有好多人想租。已经给足情面了。
不敢再厚着脸皮让他为难,我终于点头。
房东拍拍我的肩膀说对不住了,知道你们年轻人不容易。但他的儿子也跟我一样大,实在没有能力做慈善。
我懂,我都懂,劳累破碎的生活,又有几个年轻人是容易的呢?
晚上打电话回家,还没开口,妈妈却先问起来:生活难过不?还有没有钱,不够妈转你。别委屈自己。
突然很心酸。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两个女人,一个在老家,一个在我身边,她们常常对我说一句话是:别委屈自己。
于是她们学会了委屈自己。
我在电话这头忍不住眼泪花花:“对不起妈,不能尽孝,还给你们添麻烦了。”
“傻孩子啊,我们的钱也是你的钱,说什么麻烦。”她在那边不停安慰。
挂断电话以后,手机叮一声,我妈转来五千块钱。
我感觉自己是在喝我妈的血。
广州深夜的天空总是黑里透红,那是远处灯光璀璨的都市映照。如果你经常抬头望向高处,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但这一切都不属于我,就好像熙熙攘攘的人群却身处孤独,笼罩一身黑白。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在生活的夹缝中苟延残喘,擦擦眼泪又继续醒来的。
你们好吗?我问自己。
4.
居住城中村的石板街永远潮湿,紧挨的出租屋让我很难感受阳光的眷顾。顶处的一线光亮显得极为奢侈。
每次路过街口的早餐摊,只敢买一份,糯米鸡和大杯豆浆,是给王妮妮的。回去后她问:你的呢。我说我吃过了,刚买就啃,肚子实在饿。
其实我计算过了,一份早餐六块钱,每年能省下两千块,已经顶一个多月房租。
如果房租没有涨价,剩下八百块可以给王妮妮添置新衣服。
每次她总是在橱窗外凝视,却从来没有买。只是看一看,她就很满足了。王妮妮蹦蹦跳跳地跑回来,挽着我的手说,走吧。
我问你怎么不买,我不希望你这样子。
想带她进店,妮妮使劲把我拽回。
“买了也会变旧,橱窗里永远都是新的,我喜新厌旧嘛。”她总是这样敷衍回答。
我知道,妮妮是想让我们的未来更靠近一些,但这种乖巧懂事,令我心疼。
我们仿佛向未知走去,而显得步步艰难。
那个时候是真的穷,勉强生存就谈不上生活了。一碗家乡的牛肉粿条,就是我们为数不多的约会。
边吃也要边吐槽:连价格都翻倍了,真他娘贵,一碗二十五,肉也没几块。
终是吸溜吸溜地吃完。
晚上我们趴在被子里,用手托住手机看《生活大爆炸》,哈哈大笑。
隔壁过来敲门,说我们太吵了,能不能小声一点?语末说句操尼玛。
王妮妮气不过,随口一句:你们啪啪啪也没见得小声啊。
隔壁气鼓鼓离开,妮妮关上门不说话。刚才的气焰消失,她背对着我,下一秒便转身,嚎啕大哭起来。我赶紧跑过去安慰她。
眼睁睁看着她的委屈倾泻而出,泪水在眼皮滑落。
我知道,她一直都忍住自己的情绪。
妮妮红着眼眶说:“我们不要住在这里了好不好?”
“好,你说什么都好。”
“我们不住这里了。”
“我们去住大房子。”
“嗯,我们去住大房子。”
“对不起,委屈你了。”
5.
从单间到一居室,这是我们后来的决定。
搬家也不用别人帮忙,两个二十八寸的行李箱就是一切。
想到即将到来的新房子,我们呵呵大笑,像两个细细品尝棉花糖的孩子。
租新房子,也入手了新家具。
鞋柜落地镜电磁炉和电饭煲。我们兴高采烈地逛超市,买蔬菜买珍珠米买各种食材,想自己做饭,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在那个小小的屋子里,终于有了烟火气。
到现在我都不会忘,那时贫穷而自在,冬天寒冷,喜欢喝最暖的粥。
新租房离妮妮的公司近,这样她可以睡得晚一些,不用太劳累。
而我需要地铁转三趟,横跨广州市,只为四千块的工资。但也乐意。
奔波在三号线,仅有的希望就是上去以后能有个座位,那是对当天莫大的安慰。若是没有,至少不要在晚高峰被推着走。
这已经是我生命里期盼的小确幸。
当你感受到命运压迫的力量,理想只能算个屁了,什么诗和远方,首先要解决生存吃饭和房租。
6.
工作越来越忙,薪资稍显起色。
中午吃饭只用五分钟,使劲扒拉米粒就算解决一顿。转身又投入工作当中,不敢浪费时间。
没有朝九晚五的生活,朝五晚九倒是差不多。不会抱怨,在我们眼里,加班意味赚钱,意味以后有更好生活的可能。
妮妮也是。每天加班到九点,我们见面已经深夜。只有在这种时候,她才变回小女生,渴望被人疼爱。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她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问。
“那你喜欢我什么?”
“我喜欢你喜欢我的样子。”
“我也是。”
我们像是说绕口令似的,互道取暖的情话。在2013年的寒冬。
美中不足的,是淋浴头和蹲厕依然挤在三平米的空间里,洗澡前我总害怕一脚踩坑。
妮妮用手在鼻子前作势扇动:“你掉下去我会嫌弃你的。”
“贫贱夫妻共患难嘛。”我顿了顿,顺势抱起她,往三平米的小空间走去。
妮妮边笑边说:“以后想买个有浴缸的房子。”
“房子会有的,浴缸也会有的。”
“那我们拉勾。”
“嗯,拉勾。”
后来我多了关乎理想的副业。
每天回到出租屋,匆匆忙忙洗个澡后,迅速打开电脑写稿子,在阅文签约新书,日更三千字,都是在深夜完成。想休息也不行,责编拼命催,作者只能玩命写。
赚的钱不多,千字四十块,看着四万一平的房价,怕是白天黑夜连轴转都望尘莫及。但有什么办法呢,还是只能拼命地赚钱赚钱赚钱。
忙碌也非不可,以为日子有了盼头。
7.
2014年末,我爸突然住院了。家里只有妈妈一人。
我连夜买了站票回家。妮妮想跟来,我没答应。
她的眼泪在眼眶打转:“那也是我爸妈呀。”
我亲吻她的额头:“一个人够了,你乖乖在这里等我。”
那天我们在广州东站匆匆告别,转身后我才哭的,我已经不敢在她面前哭了。
火车的窗外灯光掠过,我似乎在跨越各种感情距离。眼里的月亮渐渐模糊,我只敢低声抽泣。耳机里听到勒松的那一句歌词:“亲爱的你不要怪我,原谅我没有你向往的生活。”眼泪便拼命涌出来。
我想你们了。爸,妈,还有亲爱的妮妮。
清晨赶到医院,主治医生对我说:情况复杂,病人肝硬化和脾肿大。昨晚静脉出血,幸好止住。
这些从未了解的医学名词和情况如一记重锤砸向我的头颅。
我在收费处交了两万块,又匆匆赶回病房。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和越来越像外婆的妈妈,简直心如刀割。
照顾父亲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睡觉,每天妮妮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我总说没事,叫她好好休息。
已经无法再承受心爱的人身体出现问题了。
我自认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终究人定难胜天。
活了二十几年。明白了一些道理。
我明白那些没有钱的人,都是用命来换取生活的。
我明白那些没有钱的人,浪漫已经屈服在生活之下了。
我那日夜操劳的父亲,开始他望眼欲穿的未来。那些众多的药片,将伴随我爸的一生。
解决事情以后,我重新回到广州。
在家里躺了一天。
醒来的时候,王妮妮用剪刀手提拉我两边的嘴角,我像是笑了。
她靠在我身上,又抬头:会好的,大宝,只要跟你在一起。吃煎饼都有披萨的味道。
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反而哗哗哗流了出来,一米八的男人,哭成一个在水泥地跌倒的孩子。
王妮妮显得慌乱,眉头紧皱而不知所措地安慰我:没事没事,这些年我们不是过来了吗。
说完一把抱住我,紧紧地,像恋爱开始,温度却已不同往日了。
我说我哭的不是操蛋生活,我哭的是你对幸福感的无奈妥协。
明明想让你过得更好。我以为会越来越好的。却没想到,你还是需要在各种不安当中,小心翼翼地寻找幸福感。
“我对不起你。”
“没有啊...你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很好了啊。”她眼眶开始湿润。
两个毕业不久的年轻情侣,在出租屋里抱头痛哭。
8.
再次拜访妮妮家,已经半年后。
叔叔阿姨像以往欢迎我,但也有些不同了。我感到气氛的尴尬。
中午妮妮和阿姨去菜市场买菜,家里只有我跟叔叔。
他对我说了心里话。
“你们以前在一起我没意见,现在她也不小了,女人的青春说没就没,你懂我的意思吧。耗不起。”
“当年我娶她妈,没点家底礼数,娘家也是不愿意的。不是爱财,谁甘心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受苦,当时我作为男方,也懂这个道理。”
“我明白叔叔。”
我明白。
小时候说喜欢就是喜欢,沙县混沌也吃得开心。骑单车可以放声大笑。一杯烫手奶茶和数不清的情话,就足以撑起那个时代的爱情。现在没钱不敢说喜欢了。满心的愧疚感和对生活的扑通下跪,拼命磕头就是担当的代价。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就要为她考虑。”
我明白,叔叔。
只是,放下一个真心喜欢的人,挺疼的。无可救药地疼。
但我知道,我已经连喊疼的资格都没有了。
9.
2015年冬天,我买了去哈尔滨的机票。
妮妮一直想看雪。生在南方,对雪也就有所期待。
我把机票放在她的眼前,妮妮开心了几秒,然后眉头紧皱。
她说我浪费钱。房子还差首付啊。
我尽力说服她,因为我明白,这是我唯一对她好的机会。
妮妮执意要我退票,几乎是带着愤怒的语气。
“还是算了吧。我们,这样太累了。”我终于说出这句狠话。
我知道,如果我当时不说,再开口只会更加艰难了。
妮妮沉默几分钟,先是揉揉眼睛,还是泣不成声。
当时我多想抱抱她,告诉她我比以前更喜欢她了,告诉她其实我有多心疼她。我想跟她去一个没有世俗阻拦的地方,过两个人的生活。
但我没法,现在分手,就是对她最好的方式。我不值得。
妮妮不说话,只是哭。
我不知道她的眼泪是对分手的绝望,还是承认生活的压迫。
不管哪一种,我们已经回不去了,那个年轻的时代。
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王妮妮。
10.
2017年初,我回老家了。
离开前收拾出租屋。没想到五年过去,房间竟也满满当当起来。
墙面是我们大学时期的照片墙,每一张都在微笑。这些瞬间,却只能在照片里了。
桌子的电饭煲,曾经装满多少暖意,每一碗粥,每一口汤,简单而惬意。现在空空荡荡的,跟内心毫无差别。
还有王妮妮的日记本,她原来每天都写,我在晚上敲小说时,她就在我旁边写日记。我说生活那么苦,为什么还要记录。她总是摇摇头:以后生活好了,重新回忆会有甜蜜的存在。
本来找不到日记在哪,原来在抽屉里面。她没有拿走,大概不想回忆了吧。
退了屋子,房东在柜台好奇问我:为什么进来是两个人,走只有一个?
那个女孩呢?
是啊,女孩呢。不问我倒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分手一年了。
在这一年里她给我打过四次电话。
第一次她在电话那头问我,记不记得萝卜排骨汤的做法,如果不记得,她想回来教我。我说我记得。她认为我没有时间做,天天那么忙,一个人生活绝逼糟糕,她想回来帮我。
当时我挂断电话,在厕所哭了半个小时,用手抹鼻涕,心脏都哭累了。
第二次她跟我说,她去相亲了,家里人介绍的,爸妈觉得合适。
我点点头,眼眶红红的。
第三次她什么都说,内容太杂我忘记了,在电话那头,有时候哭,有时候笑,四十八分钟以后,她主动挂断了电话。
第四次电话,我终于决定,离开广州。曾经在那里唯一的寄托,那个我心爱的女孩,已经订婚了。
我觉得挺好的,打从心底觉得,挺好的。
至少披萨就是披萨,不是煎饼了。曾经舍不得喝酸奶的日子啊,一瓶六块钱,偶尔解解馋买一瓶,也要使劲舔瓶盖。这种操蛋的日子,也算是过去了。
11.
每年的生日就是提醒自己不再年轻。
时间一晃而过,也许感情没了期盼,日子也就随意。
成年已十年。
在老家城镇付了首付,比广州便宜许多。五千块一平,再也不用吝啬早餐。
我爸每个月的药费付得起来,他们也不用为了省钱买便宜药,终于买得起进口药了。
我虽然没有出版纸质书,但网文签约接了不少,房子首付有一大部分是稿费的功劳。不再想成为多优秀的作家,只愿家人健康,慢点老去。
早些日子里,我妈帮我相亲,对方是王府街便利店的女儿,看到我妈如此满意,我也就开心地笑了。
家里有了白色沙发,也有海蓝色落地窗帘了,我偶尔看着它们发呆。
这些实实在在的事物勾起我曾经未及的期盼。
怀念王妮妮。
我总在想,如果以前有那么一瞬间幸运地眷顾,是不是一切将截然不同,王妮妮还在我的身边,享受我们共同拥有的期盼。
希望是有的。希望也不奢侈。我希望心爱的人不再为生活抠抠搜搜,喝酸奶不用舔瓶盖,我希望小房子能有白色沙发和海蓝色落地窗帘。这是我所能想象的,给予王妮妮安全感的实际温柔。
我们曾经那么真切地期待。
可如今呢,全都不一样了。听朋友说,妮妮结婚那天穿着婚纱,很好看。曾经她劳累青春,我从没见过她真正幸福的样子。现在只是听说,听得我眼泪汪汪的。
我知道再过不久,相亲,结婚,一切都会到来。这是我的不幸,还是现实的必然,我不知道。但我终于承认这种事实。
再看《岁月神偷》的时候,我想起上映那个春季,十九岁的妮妮在我身边,她红着眼眶问我:你记忆力那么差,能保证一辈子记得我吗?
那时真诚的对视和回应,如今只剩回响。
我仿佛又听到那位刚满二十岁男孩的声音,他在那里坚定而自信地说过一句谎话:
“嗯。”
“我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