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莫砺锋
“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原诗》卷三)叶燮
古人著述,本以“修辞立其诚”为原则(《周易·乾》),并明确反对“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
杜诗中充满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在艺术风格上,李白诗挥洒如意、飘逸奔放,杜甫诗千锤百炼、沉郁顿挫,为后代诗歌的审美风尚树立了两个双峰并峙的典范。
其遭遇和行迹各不相同,其诗歌创作也各自成家。
王夫之《俟解》解说“兴”:“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会使我们从浑浑噩噩的昏沉心境中蓦然醒悟,从紫陌红尘的庸俗环境中猛然挣脱,进而朝着诗意生存的方向大步迈进。
庾信的《重别周尚书》:“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王维诗中的辋川田园,孟浩然诗中的襄阳山水。
以浪漫想象为主要外貌特征的李白诗歌事实上蕴涵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想落天外的精神漫游仍以对人世的热爱为归宿。
语言通俗流畅、风格平易近人。
抒身世之感、写家国之哀。
唐诗和宋诗之异同引起后代学界旷日持久的讨论,宗唐还是宗宋甚至成为后代诗坛宗派门户的标志。
如何利用汉字的不同声调来使诗歌具备声情之美
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百姓安居乐业,士人意气风发,这是唐诗繁荣的肥沃土壤,也是唐诗超越前代诗歌的有利条件。
塞外大漠的奇异风光,边关健儿的英雄形象
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
杜甫以清醒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入世精神,深刻而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
记录了动荡时代的疾风骤雨在诗人心中激起的跳荡思绪和情感波澜。
李商隐则以七律著称,李诗以精致的结构、瑰丽的语言、沉郁的风格为艺术特征,其内容则以抒身世之感、写家国之哀为主
沿其流而扬其波
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向日常生活倾斜。
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
深表服膺的由衷之言
萍踪飘忽,踪迹难寻
李白写诗多为情绪化的宣泄,想落天外,似真似幻,迷离恍惚
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官宦世族,耕读之家
广事交游,结交名流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一时声华煊赫,荣耀无比
是登辅弼之位,行治国平天下之事
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则说李白在长安“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又说“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