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写了那条跑道怎么来的，谁在那儿飞过。这回写两个在这条跑道上想飞的人。
先说飞出去的那个。
八十年代末，有个年轻飞行员分到驻甘肃某强击机部队。飞强-5，在西北的干风里一天天磨。
强-5是强击机，低空突防是它的看家本事。座舱盖一关，戈壁的风沙还是能从缝隙里钻进来，落在仪表盘上，落在飞行手套上。夏天座舱像蒸笼，没有空调，飞一趟下来飞行服能拧出水；冬天座舱又像冰窖，起飞前得先搓半天手，不然握不住驾驶杆。
他在那儿待了几年。每天天不亮进场，绕机检查，签字，登机，开车。戈壁辽阔，天高，云薄，起飞时能看到远处山脊上一道一道的光。落地后，地勤围上来，擦飞机，加油，填日志。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像跑道上的轮胎印，一道叠一道。
他话不多。飞行讲评的时候，教员问起来，他就说“正常”，“没问题”，但飞行动作干净，落地轻，老飞们看了点头。
后来部队整编，他转去别的师。再后来，被选进航天员大队。再后来，全国人民都认识他了——杨利伟。
官方传记不写他当年在哪个场站、飞什么科目，只说“空军某强击机师”。有些事，不必说透。但戈壁滩上的老兵提起他，眼睛一亮：“那小子，当年就在这儿飞，话不多，稳。”
杨利伟后来在采访中说过一句话：载人航天精神，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
他没解释怎么个一脉相承。但你想想，从打拉池红山寺那盏汽灯，到神舟五号那道尾焰，中间隔了几十年，隔了同一条跑道。红山寺的石窟里，红军指挥员点着汽灯排兵布阵，赌的是江山；戈壁滩的跑道头，一个年轻飞行员爬进座舱，飞的是前途。两件事看着不相干，骨子里是一回事：都是把命交出去，赌一个更大的东西。
也就懂了。
再说没飞出去的那个。
张玉祥，共和镇的一个普通农民。没上过航校，没摸过飞机，就靠一本《航空知识》杂志，自己画图。
他手巧，平时修农机、焊架子，十里八乡有点小名气。有一天翻杂志，看到一架轻型飞机的图纸，心里那根弦就被拨动了。他跟人说“我要造一架飞机”，村里人笑，说你连自行车发动机都修不利索，还想造飞机？他不听，一头扎进去。
攒了三年。桑塔纳的旧发动机，轻型铝材，铆钉一颗一颗敲进去，全手工。没有风洞，没有计算软件，就靠一把卷尺和一本杂志上的数据。银灰色的小飞机，翼展不小，能坐两个人。邻居从一开始的嘲笑，到后来也凑过来看热闹，帮他扶梯子、递扳手。
2003年9月，他把飞机拖到打拉池的老跑道上。
围观的乡亲站了一坡，有骑摩托来的，有走路来的，还有人扛着小孩骑在肩上。上飞机的不是张玉祥，他知道自己没那个技术，找了个会开飞机的人替他试。那人坐进驾驶舱，发动机响了，螺旋桨转疯了，卷起漫天黄土。飞机顺着跑道越滑越快，机头抬了一下，又落回去。再试，还是没起来。后来有人猜，大概是配平没算好。加上没办飞行手续，机场的人过来劝，也就停了。
飞机最终没能从这条跑道起飞。
张玉祥后来坐在机翼上抽了半包烟，没说话。那天晚上回去，老婆给他下了碗浆水面，他吃完了，说：“不飞了。”
可他没垮。他琢磨了很久，慢慢明白：飞起来只是一小截，怎么安全落地，才是整套工程。他放下了造飞机这事，转头扎进附近七砚沟的荒山。
带着老伴，打起铺盖，开辆皮卡，自己改了台抽水机，一锹一坑种树。黄土坡光秃秃的，他就一坑一坑挖，把树苗塞进去，浇上水。一干十几年。
同一条跑道，一头是杨利伟飞向太空的底色，一头是张玉祥没离地的银灰色小飞机。一个用国家托举，一个用一把锤子。替他飞的那个人也没能把飞机带起来，可那架银灰色的小东西，毕竟在戈壁的风里跑过了。
都没白来。
2026年，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红山寺的石窟还在，长征站的老站房还在，打拉池的跑道还在。
红军的脚印、飞行员的青春、种树老汉的锄头、铁路扳道员手里的信号旗，像几条不相干的河，偏偏都汇到这片黄土川里。
冰延大姐跟我说：“打拉池机场命运多舛。但确实是兰空乃至空军环境最恶劣生活最艰苦的机场。”
一个老军人，翻着老照片，轻描淡写说出了这句话。
可你往深里咂摸——
长征是走出来的。翅膀是磨出来的。荒山是一年一年种出来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打拉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