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九的冬天里想起母亲的锅屋，心里暖暖的。
我的老家程家墩，人们习惯的把做饭的地方叫锅屋，或叫锅心，灶屋。母亲的锅屋没有孩子们说的厨房间整洁，时尚，大方。仍旧那么简陋，原始：锅瓢碗盏，土灶水缸，砧板菜柜，唯一时髦的是老老实实在墙角里站了几年的一台冰箱。但那土灶烧出来的味道仍旧那么原汁原味，那是小时候吃出的味道，那是家乡的味道，也是记忆中的味道，这味道厨房间不一定做得出来。
锅屋与其说是家里的，不如说是女人的、母亲的，不然男人怎么都把自己的老婆叫作“烧锅的”？记得在生产队的时候，女人和男人一样下地干活，挣工分，回家了，男人们抽旱烟，喝茶，聊天。女人们却慌里慌张地拣菜、洗菜、淘米，灶上灶下地忙碌着，一碗碗菜做好了端到堂屋的大桌上，家里人吃完了，又要将空碗剩菜端回锅屋去洗、抺。
我的童年在高头墩的老屋里度过的，老屋的门前像一条不长的街道，而我家的锅屋是东边房子搭的一个披，就像搭在街道中一样，这也是受屋基的限制没办法的事了。
我有了记忆的时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吃的粮食大都是粮站供应的返销粮，数量不多，到三，四月青荒不接的时候，母亲总是愁眉苦脸的，总要为做什么吃的操心，锅屋上面的烟囱冒着烟，母亲的心里窝着怨，窝着火，也窝着泪。我记得碗里青的菜总是比白的米要多，菜粥，菜苔粥，汗菜糊，瓠子疙瘩汤……母亲总是等我们吃完了她才吃。
当然也有荤菜，春季易发禽流感，当母亲给鸡吃糠食的时候发现有鸡走路不稳的，嘴巴流水的，屁股的毛上沾着白色的分泌物的，就知道这只鸡寿命不长了。母亲将它杀了放血，在土里埋一夜说是除除腥气，第二天取出来褪毛剖肚洗尽，再剥大半碗大蒜头一起放在锅里爆炒，久闷，当浓浓的香味和着热气从锅屋里飘出来的时候，我早就忍不住了……而母亲却在暗自唠叨：又少了一只下蛋的鸡了。
说来许多人不相信，我还在老屋里吃过猫肉，老鼠肉，那些肉百分之百都是瘦肉的。特别是老鼠肉，骨头碎小，吃起来“嘎嘣”响，没有什么可吐的，全咽下去了。还有蛇肉，搁到一个小陶罐里放在锅洞里煨好，那味道才叫鲜、香。还吃过仔猪肉，是腌的，当然也是没养大的。
只有到腊月的时候，锅屋里变得忙碌起来了。母亲在这里蒸饭做冻米，熬糖，打豆腐，炒年货，一年的精打细算，在腊月里变得大方，气派，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过个开心年，也是为了招待新正月来客。
我喝着土灶熬出来的糙米粥，玉米糊，疙瘩汤慢慢长大，母亲也在灶上灶下的简单动作重复中慢慢变老。
当我在上个世纪的一九八七年结婚了的时候，这锅屋便分给我了。屋顶上的烟囱在冒了两年烟后终于清冷了，寂静了，只有那四季的风仍时常去摇晃着烟囱，日光或月光透过屋顶的亮瓦去偷窥发霉的锅盖、菜橱。我去了把厨房间，卫生间都放在家里的城市，那里烧饭不用柴禾，吃水不用去河里挑，没有土灶，没有水缸，黄昏时刻屋面上再也看不到那被风扯得老远的炊烟。只有过年回家的时候，才能在母亲的锅屋里吃上一顿儿时味道的菜，嚼上一块铁锅闷出来的又黄又厚又脆又香的锅巴。
父亲去年十二月份走了，丢下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家变清冷了，锅屋上的炊烟也淡了，我每次回家母亲都问我想吃什么？我说，还是面条吧，还有两个荷包蛋。这是我小时候过生日母亲给我的待遇，我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
天又要下雪了，老家的母亲还是要去锅屋里烧饭的。母亲，门口的水泥地坪上冻了有点滑的，你早点吃饭早点睡觉，我回来还想吃你下的面，你烧的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