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无论是父母、老师、朋友，都认同读书是一件提升文化修养，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国家观的事情。读书是一件苦事，虽能修身养性但要经历艰苦修行。苏轼的父亲苏洵天天督促孩子读书，他整天呆在家里读书、思考、写作，他的妻子承担起一切家务，为他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苏轼和苏辙就在这种浓厚的书香氛围中长大，在各领域都做出了瞩目的成绩。高尔基不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巴菲特每日尽管工作多忙，都会抽大部分空余时间读书，90岁的他依旧如此。查理芒格曾这样评价他：“我这辈子遇到的来自各行各业的聪明人，没有一个不每天阅读的——没有，一个都没有。而沃伦读书之多，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他是一本长了两条腿的书。”
不可否认的是，我的确在读书中收获很多。从第一年只能读30本书，书中大部分内容无法理解，不懂得如何思考到如今一年能读100本，能清晰分清楚“知识的质量”，可谓是一大进步。读的书阅读，膝盖总会越磨越厚，自己所坚守的道德底线也越来越高，以至于有时并不清楚自己在坚守些什么，但是又一定要坚守下去。屈原的《离骚》就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是文人对社会百态的关注，对民生问题的思考。陈子昂登上蓟北台，发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反思的不仅仅是自身不被重用，壮志未酬的失落，还有对生不逢时，时代不公的慨叹。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抒发他们对社会的看法，抨击社会的种种奇丑百态，他们的心中有一种使命感，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这也许是膝盖越磨越厚，道德底线越来越高的原因。
呱呱落地的婴儿什么也不懂，这是“无为”，什么都做不到，什么都无法表达，也不懂得如何表达。读书足够多，思考足够深，自我人格足够完善，“无为”自然会慢慢向“有为”转变，这个过程很缓慢，很不为人知，很难被人察觉，但是就是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好的时代，至少读书人是这样，至少有“无为”变成“有为”的机会，至少能在公众平台抒发对某种社会事件的看法。假如穿越回古代，无论是唐朝、宋朝、明朝又或是清朝，“有为”是极难的，包括知识分子，要不然怎么会有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又怎么会有“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像大部分儒生考科举做官，要么可以像陶渊明一样回到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没法改弦更张，选择本身就意味着结果。
要是单看结果，摊开来说，则又回到了读书是否有用的话题。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是“读书无用论”经典论调，不知祸害了多少有为青年。前几年这一思潮暗流涌动，极为危险。从马哲的矛盾观来看，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不存在没有矛盾的事物。因此，如果要谈“读书无用”，那不谈“读书有用”就毫无意义。就好比说某个行为“不正义”，那一定要界定清楚“正义”是什么，才能界定“不正义”。读书是一种手段还是目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看不清楚书的作用，也就看不清楚能用书来做什么。
福柯说：“知识分子依靠对知识的定义与分类，掌握了对这个世界的霸权。”各种广告的背后，你都会发现这样一行字：最终解释权归某某公司所有，知识分子就拥有了对知识的最终解释权。面对复杂的医学问题，我们要听专业的医生；面对复杂的科学问题，我们要听大学的教授；面对复杂的工作问题，我们要请教身边的牛人，他们掌握了这个世界知识的一小部分霸权，他们垄断了一部分知识。这一部分知识由他们解释，由他们阐述，书就变成了手段。读课本，是为了考试；读菜谱，是为了做菜；读与运动有关的书，是为了能让身体更健康，当今的出版业，每一种书都对应着一种用途。有教你如何演讲的，有教你如何与人沟通的，有教你如何做好时间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的，读书变成了一种目的。
不管读书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目的，只要结果不坏，路径的不同其实无伤大雅，结果坏了，整个读书过程就完了。“善花可以开出恶果”“恶花也可以开出善果”。把恶果变成善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稍不容易善果就腐烂掉了。我还记得费老曾写过这样一个片段：我记得在小学里读书时，老师逼着我记日记，我执笔苦思，结果只写下“同上”两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有何可记的呢？老师下令不准“同上”，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写日记多好，善花，最后却变成“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恶果。例如，过分追求辞藻华丽而忽视了文章的内涵，忽视文章最需要的真情实感，文章倒也不能说有生命力了。知乎上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初中学鲁迅的文章，真的能理解鲁迅吗？很明显，完全不能。鲁迅的作品之所以经历过时间的冲刷，就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对社会的大思考，对人性的大反思，这是需要人生阅历的，这是需要深度思考的，这是需要对社会高度的洞察力的。初中生的人生阅历并不丰富，人生观价值观均未有完善，读鲁迅的文章，也就只能记得几句：抨击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那真正意义在哪呢？结合2020年的新冠疫情来看，重新理解鲁迅的这句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滋味。200年前，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这句话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这是不是也揭示了社会现实，有时候，读书本身的目的就是读书，从书中重新来看这个社会，也有不一样的感受。
来，让我们回到这个书籍建构的世界，来看看这个世界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的主体——人又发生了什么。手段也好，目的也好，结果也好，都差了点什么，差了过程。忽略读书过程就犹如火锅忽略火锅底料，手机忽略充电器，点睛之笔却点在了嘴巴上，画面很不协调。许多人的“读书无用论”出发点就在此，读书的结果并不如人意，于是推导为“读书无用”。他们恰恰忽略了读书的过程，不懂得如何在读书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不知道深入内心真正体会自己读书的需求。读书就犹如“冒险”，是需要一张地图的，一张准确的地图。拿错了地图，又或是连地图都不拿，结果只会是走错路，困于险境中。地图中需要有些什么呢？我想需要有两点：书里的事件、书里的人物是否具有可重复性；从书中的事件、书中的故事中我能得到什么启示。人类从历史上得到的唯一经验，就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上得到任何经验，黑格尔这话并不是在强调历史不具有重复性，这恰恰误解了黑格尔的意思。相反，黑格尔认为历史一直在重复，历史中的那些发展规律一直是亘古不变的，关键能发掘出的人物屈指可数。
可从历史中读出亘古不变的规律何其难哉，其中就受到时代观念的局限。苏轼写过一篇《御试制科策》，当中面对边疆军事问题，苏轼给的答案是：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更不战之兵。换句话说，当时宋代的军人是职业打仗的，而他们却长时间不打仗，战斗力只会越来越差。苏轼想出一条奇计，让秦地独立，秦地独立后陕西人自己去和西夏大仗，宋朝不需要干预。需要指出的是，秦地当时的区域大约与战国时期秦国的版图类似，士兵战斗力更是强悍，让他们面对汹涌的西夏军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时至今日，我们不去评判苏轼的这条奇计是否有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苏轼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条割舍国家主权换边疆稳定的奇计，他当时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其实，宋代人的国家观念并没有当代人那么强，宋代人认为土地是为了人服务的，丢掉土地换成效益，只要是划得来是可取的。苏轼的政敌司马光也曾这么干过，这在宋代朝廷上并不算轰天动地。当时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待这条奇计，无疑是认为苏轼疯了。这或许就是历史有趣的地方，它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对错，有的只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不同的角度。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