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文化生活极不丰富，娱乐方式亦乏味至极。酒店房间别说电视机，连个收音机或广播喇叭也没有，所以显得时间过得特别慢。
就这样，一天天，从酒店到工厂，再从工厂回酒店。晚上吃完饭，两位师姐和林老师猫在房间里描摹图纸，我则乘车去逛街，借以打发百无聊赖的业余时间。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枯燥的生活回波，大脑接收的信息占不了多少储存空间。所以，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经历的那些事情，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哪怕是零零碎碎，星星点点。
“小朋友‘阿明’”
在上海无线电二十一厂装配车间培训学习期间，结识了一位上海本地小朋友，我管他叫“阿明”。
这样称呼人，是跟我老师学的。
我老师姓陈，上海人，上海交大毕业，1970年分配到我们厂，比我进厂早了至多不过几个月。
他管我叫“阿m”，“m”在这里是我的姓。不光是他，与他同时分到我们厂的几位上海大学生，也这样叫我，后来发展到厂里许多工友都这样叫。
来到上海，结识了“阿明”，我就用老师的命名法称呼了他。不过，这里的“明”，是他的名，而不是他的姓。
他的名字我当然记得，只不过觉得不好在这样的平台上直接把人家写出来。
“阿明”是上海本地一所中学的在校生，看年纪应该是初中。如果是初中的话，不管上海是什么学制，都应该比我年龄小至少一岁才是。当时我们那里的学制是“六二二”，即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两年。
“阿明”是随学校组织的“学工”到厂里来参加劳动的。
当年，“学工”、“学农”、“学军”，是各地中学经常开展的活动。
装配车间大都是女工，男工极少。所以我和“阿明”很自然地成了好朋友。
“阿明”是一个长相十分英俊清秀的男孩子，个头和我差不多，大眼睛，眼神里总浸润着几分忧郁，多年后发现他与上海著名话剧演员赵有亮的眼神极为相似。
中午，我们都在厂里食堂吃饭。然后一起出去散步。
有一次，逛到一家副食店，“阿明”拉我进去，然后就要买糖吃，是奶糖。我一看架势就知道是要请我的客，便拦住他。
哪能让他掏钱啊，毕竟他还是个学生。
我连忙从兜里掏出钱来要付账。“阿明”却不干，死活摁住我的手不让。
售货员是位大姨，见我们两个小孩子这么仗义，都给逗乐了。
上海人眼睛多毒啊，她肯定看得出来，是她的小同乡要款待我这个外乡小朋友。于是从我们扬起的两只手中，独独接过了“阿明”的钱。
糖不多，一人分了三四块的样子。但这份温情和友爱，越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是觉得珍贵无比。
遗憾的是，当时的我还不懂得人情世故，应该找个机会再回请他呀。可惜没有。这是后来一直窝在我心里的憾事，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都很懊悔。
所以，五十年过去了，“阿明”的名字深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始终没忘记。
那时候年纪小，分别时也没想着留个联系方式。
此后的许多年里，身边的人，无论是工友，战友，还是同事，凡遇谈论上海人的场合，我都是坚定的维“沪”派。
因为，我有一把尺子叫“阿明”！
“关于‘吃’的碎片”
北方人大多吃不惯米饭，我却是个例外。
因为，我们家乡产大米。这得益于六十年代初期，我们那里地委的朱奇民书记，冲破重重阻力，排除种种干扰，极力领导推行的湖区涝洼地旱田改水田的“稻改”。
到了上海，主食当然是大米。
虽然我们那里产大米，但也并非人人都喜欢吃大米。比如上文提到的王师傅，他来上海期间，就是被逼无奈才吃的大米。
上海食堂里也有馒头卖，但的确不好吃，因为碱放得多，馒头不仅不白，还泛黄，吃起来没有面香，只有浓浓的碱味。
当时不明白，放那么多碱干什么？
直到结婚成家，自己做家务后才明白，南方天气热，面粉和好发酵时，很容易因天气过热而发过了劲儿，犯酸儿。为中和这个酸味儿，揉馒头时就要在面里放碱。
所以，我们厂金工车间的王师傅来上海培训学习的时候，也只能改吃米饭。这就有了新的桥段。
王师傅身壮力大，饭量自然不小。
上海食堂蒸米饭，用的往往都是那种小碗，如小孩子用的胶木碗那般大小，一碗好像是二两。
王师傅每顿，这样的小碗都是8碗起步。买饭时，两碗一扣，碗口相对，圈足朝外，然后一对一对摞起来，像杂技演员一样，摞起高高的一摞，贴在胸前，一手在下面托着，一手在上面扶着，雄赳赳气昂昂，从售饭窗口走回餐桌，能惊得满食堂的人目瞪口呆。
所以，一个是“吃”，一个是“拉”，王师傅闯上海的这两个著名“桥段”，成了我们厂的保留节目。什么时候想起来，大家都会乐乐哈哈地奚落他一番。
这也算是我来上海之前接受的“警示”教育吧，前车之鉴。
不过由于我当时年纪小，还不到吃“壮饭”的时候。加之觉得应注意维护一下家乡的形象，不能老让别人看笑话。所以，每顿顶多只买两碗米饭，大致也能吃个七八成饱。
但上海的饭，不止一个“量”的问题，还有“技”的问题，就是会不会吃。
一次早餐，看到有一种早点，盘子里放着一根油条，旁边堆着一堆米饭。米饭比较干散，不像平时用碗蒸的那样稀和黏。不知道这是啥名堂，但因为馋油条，便买了一份。
端回餐桌，用筷子挟着吃了两口米饭，怎么也觉得不对劲儿。就长了个心眼，不先吃了，端起稀饭磨磨蹭蹭吸溜着，想看看别人怎么吃再说。
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位上海师傅也买了一份，便盯紧了他。
只见其坐回座位上以后，稍微沉了片刻，便两只袖口稍微往上一提，开始下手。
原来，是用手将油条夹在散状的米饭中间，双手用劲儿攥成一个两头尖、中间宽，长长圆圆的纺锤形饭团，周圈是米饭，中间是油条，直接双手抱着吃。
呵呵，有样学样儿，这个会吃了。
只是，到现在也不知道，这种早点的名字叫什么呢？
还有一个吃不明白的菜品，好像叫“红鸡骨”。
红是真红，通体红彤彤，应该是食用色素染过的。用碗盛着，满得冒尖儿，煞是好看。而且便宜，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份。
待真坐下来吃的时候，却懵圈了。这是什么名堂？鸡骨是真鸡骨，名符其实，剔得那叫一个干净，一点儿肉星竟也啃不出来。
基本上全扔了。也是到现在没明白，这是吃的一个啥呢？
如此之类的事情，再怎么说也仅属技术层面，给我震撼最大的，莫过于观念上的。
现在说起来恐怕没人会相信。那时，当我看到大街上的上海女子们，甭管大姑娘还是小媳妇，抑或老太太小女孩，都有当街吃零食的习惯。不管是从家里带出来的，还是当街随机买的，都旁若无人地在大庭广众之下，神态自若地边走边吃。
这确实令我莫名惊愕。
一点儿不虚诳。1971年，也就是五十年前，在我们那儿，这绝对匪夷所思，极为罕见，会被视作没规矩。
好在，似乎没几年工夫，在我们那个被称作孔孟之乡的地方，这些保守落后的封建余垢，也被时代潮流荡涤得一干二净。让人觉得，有时候，沧海桑田也不见得要用多少年。
“三毛八，理个发”
来上海有些日子了以后，头发长了，但不敢贸然去理发店。因为看着大街上那些光鲜的门面，猜不出理个发需要多少钱。也不好意思进去问，怕嫌贵再走没面子。
直到有一次，去军工路上海机械学院给一位亲戚送捎来的东西，途中在公共汽车上，看见路边有家理发店，门面干净简单，料想不会太奢华，加之这个地段比较偏僻，回来时便在那儿下了车，决定去这家理。
进门也没好意思问价格，心说理完再说吧，反正钱总是要花的。
理完了，还是不好意思询问多少钱，直接掏出五毛钱递了过去，心想这总够了吧。
没想到，够是够了，但富裕量确也不大。拿着师傅找回来的一毛二分钱，心说好悬。
这个价钱有点儿出乎意料了。要知道，当时我们来上海学习，每天的生活补助费也才三毛钱。这三毛钱，我们同行的女同志，一天的饭钱基本就够了。我也差不多，再贴，也超不过一毛钱。
也就是说，理个发，居然足足花了我一天的饭钱。
这么多年过去，当时零零碎碎那么多的开销，大都不记得了，只这个“三毛八”，始终记忆犹新，可见当时在我这个“小家子”身上造成的“肉疼”有多很。
“385，原来是尺码”
临来上海之前，中学老师让我帮他在上海找家裁缝店加工件上衣。
布料，是当时刚时兴的“的确凉”。略为深些的藕荷色，杂以颜色再深些的，星星点点散布的不规则细细条状纹，应该比较时髦。
要做件短袖衬衫。
老师是重庆人，衣品挺讲究，我们那里服装厂的缝制水准看不上。
问他尺寸，老师说，到时候你告诉师傅“385”就成。
培训临近结束前，在街上找了一家裁缝店，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师傅接待了我，告诉他要做一件短袖衬衫。
师傅接过布料，抖开，又扭头上下打量我的身高，稍皱了皱眉。
见状忙解释，说，不是我，是给我老师做的，他说给你说“385”就行。
师傅“哦”了一声，便收下了。
待回去后，拿给老师一试，那真是合身得无可挑剔，且样式、针脚等细微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满意。
当时我们本地人的衣服，也都是到服装店加工的，但尺寸都是现场量取。包括后来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地方，里里外外的衣服，都是在服装厂做会计的邻居阿姨带我去她们厂加工，也统统是当场量取尺寸。
直到1984年前后，才逐步流行买成衣。也才知道，“385”是衬衫的尺码，实际指的是38.5公分，领口的围度。老师的个头矮，穿“385”的，而我个头高些，穿“42”的。也才明白，为何当初上海裁缝师傅抖开面料，要回头打量我的身高，那是布料不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