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在看见那一句子，仍觉得触目惊心，仿佛要魂飞魄散。那是一种惶恐，对曾经的惶恐。

梅雨季，上海街头依旧熙攘。从前是人头与人头拥挤，现在是雨伞与雨伞拼命。潮气侵蚀了一砖一瓦一花一草。最戏剧性的是云，灰扑扑的天被无数层灰扑扑的棉花盖上了，然而它还在乐此不疲地加盖，与东方明珠的尖顶仅差咫尺之遥。

十平米大小宛如火柴盒的出租屋里，最贵的电器，一台收音机，重复沙哑哼唱溜冰圆舞曲。我趴在仅有半米高的窗户的窗台上，观望外头形形色色的小腿与鞋袜。白浩回来了。从外面进到这个狭小地下室里，湿漉漉的。他说电费已缴，让我一切放心。接着他走到我身边来，摸着那张勉强挤下的木板床坐下。

“别担心，才第一个年头，以后会更好。”

他还想说什么，但他停止了，抽噎起来。昏暗房间里只能看见他的背，宽、实，涤纶衣服湿透了。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冰冷充斥了这十平方的空间，但这冰冷绝不是绝望。

“你哭什么？”我拙嘴安慰。他双手抓着自己的短发，忽然笑起来。这笑使他全身抖动，我怕他身体的零件因虚弱不堪而抖落下来。

“我没哭。是洗发水进眼睛了！”

     “屁，哪里来的洗发水？”我跟着一起笑起来，在那个地处寸土寸金，墙瓦间涂刷金粉的上海，那个阴冷可怜的地下室，笑得很辛苦。接着我们相拥，我的脊背贴着水泥墙，那上门细小突起的沙砾啮噬我的皮肤，留下它们鲜红的齿痕。

那年我们都是大好的青春年华，做了考研的逃兵，相伴闯荡。不敢用父母的钱，只好租地下室苟活，吃外卖果腹，发工资了就去吃顿肯德基。他深蓝的衬衣经过反复揉洗褪色成浅蓝，我们还可以推搡笑着说沧桑感。我把逛超市当做打仗，挑选最便宜的沐浴液和打折扣的毛巾，在化妆品柜台前假装不屑一顾，实则无力去买。

那时候我是默默文坛的无名作者，受投稿退稿改稿的煎熬。我去二手书摊蹲整个下午，看书。我不愿买，以至于书摊老板对我不大客气。我想起林海音的文章，笑了。

那时候他仍走在自己绘画的道路上，去外滩游客最多的街摆下画板，为人画像。一个心中躁动青春的年轻男人屡次驻足酒吧前，又退回了。有次我拿着稿费买了一打啤酒做他生日礼物，他把我大骂一场，拎着啤酒向老板低声下气地道歉，退回钱。然后在他本该欢愉的生日当夜，独自游走黄浦江边。

我们只有窄小的单人床，所以夜晚水面时抱得很紧很紧，蜷缩在墙角。南方出了名的寒冷冬夜，我们寓居地下三米瑟瑟发抖。我们的日子又空闲又穷，闲暇时间肩并肩趴在窗台看外面的小腿与鞋袜。他偶尔会批评皮鞋糟糕的设计，我则会挑刺过分饱满的小腿。

那时候的生活，又高兴又不高兴。不知道是哭是笑。回想起来，竟然只能叹气。把它当做年老后炫耀的资本，你看，我也是在泸地闯荡过的人。

我已记不明白如何在那地方站稳脚跟的。只知道他不再空闲，变得很忙。周末去外滩画像，工作日去音像店打工。我继续浑浑噩噩写书，写稿子，甚至想写些不切实际的恋爱故事，这些在中小学生那里很受欢迎的。

“白浩，我去商场打工吧，那里缺货架管理员。”

“不，我来工作就好。”

他只让我写书、写文章。他说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他说我是最棒的金子，总有发光之日。

他的父母知道了儿子的处境，旋风一般将他们的钱寄来。他一言不发，租了一间公寓，我们开始新的生活。那公寓很旧很破，墙纸开裂，有乌黑水渍从缝隙里爬出。中间人凑在我们耳边说了无数次，嘿，这是凶宅。她以为我们是年轻气盛求刺激，其实我们是穷。这字眼很吓人，穷。穷让我们在凶宅里恍惚度日，在邻居老人神神叨叨的絮语里昏沉。一年前一个男人被仇家砍死在这公寓里，一年后麻木的年轻情侣入住这公寓里。深夜我仿佛听到了谁临死的求救，但我并不害怕，我不为所动，我手足无措，我很茫然。

我记得最真切的是公寓楼前的一家商店，商店门口的儿童摇摇车。只要一个硬币就能咿咿呀呀唱着儿歌上下颠簸晃动一分钟。我和白浩偶尔下去塞个硬币，然后静静地看它晃动起伏，听它发出儿歌的曲调。当它停止下来，甜甜地告诉我们“小朋友请投币再玩一次”后，我们牵手上楼。

无论如何，日子好过了，也平庸了。我们游走在藏身地下室和享用鱼肉餐的两个极端之间，身边是上了年纪的和蔼可亲的老人家，大脑的沟裂回里满满堵上金钱、油污、垃圾。房里没有裸露的水泥，只有发黄发潮臭的开裂石灰墙，房间空落落摆着双人床，夜晚我们不必要拥抱着睡，每天楼下都响着儿歌声，一首接着一首，全是小孩脆生生的嗓。

我两耳疼痛，双眼水肿，喉咙充血，脑子荒废，长出了半人高的蒿草。书案前我提笔在纸上摁下一个黑点，便再不知道做什么了。他每天以规律的时刻表上班下班，嚼干巴巴的荞麦面包，每周喝一次牛奶。他在日暮时回来，滔滔不绝地讲所见所闻，但我听不见他的内心所想，只听到落在他视网膜上的繁华的世界。

我们双双躺在床上，一人一个枕头，一人两只眼睛，盯着天花板上裂得像树杈的纹痕，低垂的节能灯泡和一只久居此地的蛾子。

“它也许死了。”他说。

“真恶心。”我回。我们声音都很轻、很低沉，沉到海沟里一般的沉。然后我们合眼睡去。最后一幕是一只灰黄的蛾子，深吻着灯泡。

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两年不变。上海梅雨里好像掺着钱。由金子拼装的车辆在繁华地带一辆辆驶过，边缘的这边，老人排排坐在街边看雨。门外很吵，隔壁那个神神叨叨的老人逝去了，她的儿女来收拾遗物，成筐成筐的黄纸与纸元宝从屋里拖出。有人敲门，是老人黑着长脸的长子，他把一筐金灿灿的元宝塞我怀里。

“我阿姆很喜欢侬的，她要我把这东西给侬，她心悬嘛。”

于是我抱着一筐经老人数日佛经沾唾沫的元宝，坐在凶宅的客厅里，一个人。踌躇移动的太阳将我的影子拉扯变长。他回来推迟了半个小时，他说是晚高峰，出了车祸。我把元宝拿给他看，他笑着丢一边。屋里添置一台二手电脑，方便他投递简历。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打算另谋出路。

“白浩，我搬出去住。”

“为什么啊？”

我没有回答，他也没有追问。那夜晚如何过去的，记不大清。只记得那筐折叠整齐的元宝被他捏成纸团，一团团丢进纸篓。砸进的砸不进的，和他一起瘫痪在潮湿的空气里。我把衣服稿纸收拾齐全，睡了个好觉。梦见我和白浩结婚，钻戒大得要足足四个汉子搬过来。

离开公寓那天我们又一起去楼下听儿歌，看那机器颠簸起伏，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粉红的一团叫美羊羊。我们看美羊羊唱着歌律动，然后戛然而止，然后再投币，再唱歌律动。直到口袋里没有硬币，商店老板笑开了花。我们就此分手，这次他回公寓，我坐上去机场的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的普通话很令人心痛，我听他无休无止地饶舌，蜷在后座，额头抵着玻璃，默默哭。

“和男朋友分手嘞？莫丧心……”

那天后，我和他再没见面。一年时间里只有他一封邮件寄来，告诉我他回老家和人一起创业去。我不明白创业的风险大不大，我没有回信。切换页面到我的文档里，犹豫着该不该编撰匪夷所思的恋爱故事。我犹豫了两年之久，两年里林林总总写了很多随笔，竟然出版了，卖得很好。

我之所以在人生的大红大紫后的消沉里把我和白浩的往事揭开，不为炒作，只为记录这样一个少年的影子。在离别很久后的同窗会上，我再次看见他。彼此都是三十余的成年人，彼此都各有家庭儿女和自己的存折了。装修奢华的包间让我想起上海，夸张化的大的圆桌，他坐我对面，遥遥远远隔着珍馐佳肴。他梳着背头，戴起金丝眼镜，穿面料很好、裁剪到位的西装。他成了在场半成老同学羡慕嫉妒的对象。他创业成功，住豪宅，有娇妻爱子，生活幸福。饭局开场不久他突然低下头去，他哭了。

那么宽的肩，盖着不菲的西服外套，颤抖着。两手掩面，无名指上的钻戒反射灯光。老同学们不知所以，纷纷过去劝慰，说他重情，多年后的相遇让他触动内心了。他们哄笑着给他劝酒，叫他“白老板”。

“没什么，洗发水进眼睛了。”他放下手，笑着说。大家称赞他幽默风趣。

我坐在他无比遥远的对面，笑不出来。

三十五岁生日那天收到他给我的最后一封电邮，从海外发来，问候我生日快乐。他说他已移民海外，与妻子孩子，他还提到了上海的地下室和冬天，被雨水刷洗油亮的樟树叶和美羊羊儿歌，和我在一起的日日夜夜。这邮件长得离谱，堪称回忆录。

我一字一句认真看完，斟酌半晌，决定回复。寥寥几字。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