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湘西散文系列，代表了其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不仅为人们展现了湘西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而且也包含着作者对人生与民族的思索。这其中的《从文自传》，是作者在离开湘西之前个人20年生命历程的自我叙述，同时也是对湘西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的描画。在许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后者研究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对前者的思考。《从文自传》中的沈从文，作为个体生命，在20年的生命体验中，从自在的个人生活走向了一条自觉、自醒的人生道路。使他完成这一过程的，是“一部大书”和“多部小书”的共同作用。
最初的沈从文，不懂得什么是人生，不知道什么是战争，是一个喜爱接近自然的顽童。他想方设法接近外面的一切事物：捉鱼、放风筝，听黄鹂叫，摘各种树上的果实，抓蟋蟀，斗蟋蟀……甚至“有时逃学又只是到山上去偷人家园地里的李子枇杷，主人拿着长长的竹竿子大骂着追来时，就飞奔而逃，逃到远处一面吃那个赃物，一面还唱山歌气那主人”（《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这样的生活让他感到乐趣无穷。在六七岁的沈从文看来，学校外面的各种新鲜事物远比整日诵读《诗经》《尚书》《幼学琼林》这些古籍更能吸引他的心灵，而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心在为着那些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动。有了多次的逃学经历，接触到了新鲜事物，学校对他而言便失去了兴味。即使有父亲的严厉恐吓，也仍不为之而动。仍旧“什么事皆只好用耳朵去听，眼睛去看，直到看无可看听无可听时”（《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才想到回家。
沈从文的这种自在的生活状态，不是偶然的个体行为所形成的，而是受着湘西共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在个人身上显得尤为突出。至此，就不能不说湘西的文化特色。湘西可算一个较封闭的地区，受外界影响较小。人民多是一种原始性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满清对苗民的镇压，使得当地人民为反抗压迫而团结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且不受拘束，形成了刚直的民性和纯朴的民风。最重要的是原始的人民大多没有受到正规教育，因而其思维不受拘束和局限，且更注重感性事物和感官体验，所以从行为到精神皆注重一种原生态的发展模式，更接近自然，崇尚自然，在人与自然中产生一种和谐，因而自在无为的思想已蕴于湘西民众之中。具体到沈从文个人，从一出生便浸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接受和被渗入这种思想是必然的。
在体现这种共性的同时，不可否认，沈从文又挥洒着自己的个性——爱自由。他对自由追求的程度可从下面一段文字感受到：“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得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个人对自由的向往，使得沈从文忘记了受罚的痛苦，即使身体被束缚在一隅，内心也要感受各样事物，不放过想象的机会。为了得到自由，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逃学，甚至连家人的爱护都变为一种牵制，不受拘束成为最大的快乐。在离开亲人后，“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时，深觉得无量快乐”（《辰州》）。
因此，可以说崇尚自然的湘西文化和向往自由的特性成就了沈从文这个为感受自然而逃学记录最高的顽童。
沈从文不是一个顽劣或为玩而玩的人。童年的他在玩中散发出个人早期的感情和性格特征，即爱美之心和求知之心。
在一个顽童的内心后面，隐藏着一颗热爱来自自然和生命之美的心。首先是爱有声、有色、有味的自然。听“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剸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剌的微声”（《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甚至还有蟋蟀的声音，摇铃铛卖煤油的声音，看巴掌大的活鲤鱼在网中蹦跳，糜碎了的尸体，看那些木工手艺人新雕的佛像贴了多少金，看各样水碾水碓，各形式水车，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尝刺莓的味道，沿路的桃李，黄泥里的红萝卜，野樱桃，枇杷，茶莓……这所有的一切，不仅给沈从文各种感官的享受，同时也让他体验到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发现了自然的和谐美。若他没有感受美的心灵，那么一切对于他而言都会变得陌生，他的各种感官也在美的面前失去功能。然而在离开湘西十年后所创作的这部作品，将一切他所接触过的事物逐一展现出来，可见这些美的事物和这种美的感受已在他心灵上留有深深的烙印。
然后是对展现人性之美的湘西人的热爱。湘西人有着强盛的生命力、洒脱的生命形态和执着的生命追求。对此，沈从文给予了充分的尊重，甚至受其影响。《从文自传》中描画有不同性格的人与他们各异的行为人生，但这些人却共同拥有一种洒脱的人生态度。预备兵技术班里的教官，是个杠杆技术极好的人，给沈从文的印象也十分好。他“不管作什么总去作，不太关心成败得失”的人生态度，就是在跟这位教官的训练中形成的。同时背井离乡，随军到辰州，却在“墙壁各处是膏药，地下各处是瓦片同乱草，草中留下成堆黑色的干粪便”（《辰州》）这种环境下，在异常快乐中打扫收拾，毫不在乎所见的一切脏污，只顾享受着初来乍到的新鲜感。
在怀化镇，拉风箱打铁的小工人是多么勇敢又快乐地工作着，不关心劳动的苦累；抑或在寒冷的十一月下溪里泅一阵水，不在乎严寒冻骨甚至个人生命。他们为快乐而活着，没有太多的利害考虑。这种洒脱，不受外在事物束缚，只看重个人的情感体验。
沈从文欣赏这自然流露的人性美，赞叹他们，并且受他们的“辐射”，形成了“把钱花光后仍然有说有笑，躺在温暖软和的棉军服上面，说粗野的故事，喝寒冷的北风，让船儿慢慢拉去”（《船上》）的洒脱态度。“凭着一种无挂无碍到处为生的感情，接近了自然的秘密。”（《保靖》）在四川，同沈从文住处相邻的那个大王，对天妹的不顾生死的追求，以及被杀前的从容，都体现湘西人对生命毫不掩饰、毫不怯懦的追求和敢作敢为的坦荡胸怀。沈从文对此的热爱，转化为他以后笔下湘西人勇敢、豪爽、慷慨的人物性格。
同时，沈从文还拥有一颗旺盛的求知心，这也是他从自在走向自醒的重要条件。沈从文求得的知识源自用人事写成的大书和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并且主要是“小书—大书—小书”的变化过程。他的早起教育由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承担。“我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她告我认字，告我认识药名，告我思考和决断——做男子极不可少的思考以后的决断。”（《我的家庭》）他从六岁进入私塾，虽然兴趣不在《论语》等书本上，但记忆力极好的沈从文却对书上的背诵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此后更多的知识则来源于那本大书。在逃学中，他学会了爬树、钓鱼、捕捉蚱蜢、分别蚱蜢、泅水、练习沉入水底的耐久力，以及在社会中懂得了“人”的事情。“这点富于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它，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怀化镇》）在同文秘书谈话时，得到火车，轮船，鱼雷艇等新奇事物的知识；又从姨夫那儿了解了“宋元哲学”“大乘”“进化论”等。
此后在军中，沈从文或受他人鼓励，或是自觉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书本知识。从姓文秘书那儿读到了《辞源》，同别人一起订《申报》看，又得到了机会去接触宋明清的旧画，铜器与古瓷，并阅读《四部丛刊》《西清古鉴》等书。在调进报馆后，又在印刷工头的影响下，翻看《新潮》《改造》等具有先进思想的杂志，了解到白话文以及五四新思想。对于书本知识，沈从文已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接近。由强烈的追求那本大书到主动获得小书上的知识，沈从文有了要了解新世界的欲望。也正是这种求知之心，成为促使他离开湘西的因素之一。
《从文自传》中的沈从文是一个理想上乐观但现实中悲观的结合体。
沈从文的思想中存有一块乐观向上的精神园地。凡事不考虑得失，不注重成败，甚至有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气魄，都可以体现这一点。自然，这仍和渗透到他骨髓中的湘西特有的人生态度和开放的家庭教育有密切联系。
但当这一乐观遇到诸多残酷的现实景象时，沈从文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忧郁和悲观情绪。“我感觉到我是寂寞的。”（《女难》）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和他个人的经历和所面对的现实有关。
首先，沈从文有种“自卑情节”。曾得到满清提督衔、先后做过云南昭通镇守使、贵州总督的祖父留有一份光荣和一份产业，父亲生来就有将军的风仪，后人多以军人家世而骄傲。外祖父是本地最早的贡生，母亲机警，舅父是有新头脑的人。这样的家庭环境是沈从文心中有一种优越自足的感觉。但由于父亲的刺袁失败，逃亡他处，家中破产了。沈从文也渐渐失去了优越感，并不得不在外谋生。
在悲己的同时，他也为所看到的杀人场面而悲。他所见的杀人数目非常的多：在凤凰县革命失败后，“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十个人”。“河滩的尸首总常常躺下四五百”（《辛亥革命的一课》）；在清乡，民三左右杀了两千，民五时杀了三千，沈从文所在的军队又杀了两千；在怀化镇，又眼开杀过七百人。杀人的过程也非常草率：有的人只是捉来问问就胡乱杀了，有的就马马虎虎宣布一下罪状杀掉。对于杀人，太多人是为了看热闹，而对于杀人的人，杀人则成为茶余酒后的谈笑主题。对此，沈从文的评价是“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怀化镇》）。而在其内心深处，却有着说不出的忧伤和悲愤。他所热爱的湘西人在拥有洒脱的一面时，也具备了一种麻木。对这些人他多少有“悲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从悲己到悲他人、悲现实，沈从文不自觉地将自己那份乐观隐藏于心。
借助于由自然和人事写成的大书和充满传统知识与时代思想的众多小书，沈从文由顽童走向了成熟，由生命的自在走向了自我觉醒。这便是《从文自传》中一个凤凰之子20年的成长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