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江界河，下了圩坡，有一条土路，通往集体的大场。
路的两旁有两座房子，里面住着两个鳏夫。一位是铁爹，一位是陈二爷。
路的右边，是一座丁字府，住着“铁爹”，我这样称呼，是因为他的小名叫“铁小”。铁爹的大名叫李志发。我叫他铁爹，有时也叫大爹，因为他和“墩上二奶奶”的丈夫（在我出生前早已去世）是亲弟兄，春荣哥是墩上二奶奶的孙子。春荣哥的大爹，也是我的大爹。
据说大奶奶早就去世了，铁爹就一个人住在大场边。铁爹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给集体看场盖印，一年365天，天天如此。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全年无休。
以前大集体，谷物收割上场脱粒晒干，堆成小山；或用“折子（一种用柴篾编成的围挡，螺旋式上升，圈放粮食的器具）”堆高后；上面盖上油布，防风防雨防小偷。
防风防雨容易理解，防盗就要在油布边缘盖上白色的封印，这相当于现在盖在关联文书上的骑缝章。
每逢日落西山，大场收工，铁爹手拎大印，准时出场。
那种木印，外观是一种长方形木盒，里面分上下两层。上层是刻印，下层是石灰粉。上层的刻印可以是一个实物印花，譬如麦穗或五角星；也可以是刻字，譬如“丰收”。呵呵，还挺有寓意的。
盖了印，就封了仓，这就是权威，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我每次放学，看到铁爹手拎大印，出现在大场边，形象特别高大，我的内心常常升腾起一种对权力的向往。
铁爹跟我爷爷平辈，我对他十分敬畏。恭敬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他，不苟言笑，总给人一种深不见底的森严。他的眼皮十分松弛，耷拉着，有时带着老花镜，我朝他看时，总是看不到他的眼珠，只看到白花花的毛玻璃。有时他站在小屋门口，赤着膊，裸露着挂挂的胸，像褶皱的横断山，样子十分阴森可怖。
生产队里有人直接叫他小名，特别是那些婆婆妈妈，总是铁小长铁小短的。妈妈警告我不能叫他“铁小”，因为他是大爹。
从此，我知道“铁小”是一种蔑称，我是懂礼貌的孩子，怎么能这样叫人呢？不过，我心里又忍不住会联想，为什么总有人这样称呼呢？莫非在那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有人想到集体的大场上去开点小灶，而铁爹总是那么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缘故吧。
后来，大集体解散了，铁爹老了，不用看大场盖大印了。我有几次看到他老人家挑着担子走乡串户卖衣服。
铁爹卖的衣服不是新衣服，因为那时还没有批发市场。铁爹有一个女儿，家住上海农场（大丰县川东乡境内）附近，铁爹用老母鸡等食物换来城里寄来光头穿不了的衣服，挑着回来低价出售。
我妈曾经帮我跟铁爹买过一件棉毛衫，5块钱，穿了好几年也舍不得扔，那是我第一次穿棉毛衫，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城里有好衣服。
路的左边，是一座低矮的瓦房。瓦房共有两间，一间住着陈二爷，一间养着驴。
陈二爷是我们生产队的五保户。个头不高，面容清癯，五官紧凑，说话轻声轻气，像是怕吓着别人似的。
陈二爷不是本地人，听说他好像是下放知青，反正也没有成家，也没有妻儿老小，始终就一个人，整天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们每天上学时路过他的小屋，他总会笑盈盈地站在门口，有时他主动问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叫一声“二爹早！”，他还会到屋里拿一块饼子给我们吃（那时候家里人可没教育我们不吃陌生人给的食物），然后催促我们上学不要迟到。
有一次放学，我在河边等渡船过河时，家住河北边的张伟良张伟忠弟兄俩把我按在跑滩的墒沟里拳脚伺候时，陈二爷放驴到这里，发现了交战双方势力不均衡，立即将我救起，并毫不留情地喝斥张氏弟兄不该以大欺小以多欺少。
陈二爷就这样为集体养驴，过着清淡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驯养的驴先是尥蹶子，后又将他掀翻在地，肆意撕咬。后来陈二爷因伤势过重，不治而去。
从此，我们走到驴舍旁，总是怯生生的，生怕窜出个不讲理的叫驴咬你一口，连申冤的地方都没有。
PS，张伟良是我小学同学，张伟忠是他的哥哥，他们的父母是无锡下放知青，住在我们生产队。后来落实政策他们回城了，据说弟兄俩爱打架的习惯还没有改掉，因此还双双栽了跟头。
我这样描述，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庆幸自己改掉了打架的恶习，走上了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