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
“文景”后期，社会财富积累的结果是两极分化，东汉末的地方豪强社会形态已开始显现。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居于内廷的皇帝，最惧怕的局面是，无异于诸侯的地方豪强及不受管制的外廷政府。
武帝刘彻的作为，其根本目的，是压制及摧毁地方豪强势力及外廷独立政府。
刘彻“好大喜功”武力开边的真实动机在于，通过国家合法手段，将文景积聚的财富一网打尽，地方豪强及普通民众的财富，被转化为国家武力开边的成果。
“有嬴政之罪，无嬴政之祸”，是后世对西汉武帝刘彻的评价。
武帝刘彻，洞察无休止休养生息的仁政，结果将是江山不保。而经静心策划的嬴政升级版暴政，反而能解决当时的问题。
决定不同路径的关键在于，嬴政没能准确预见，六国贵族残余力量仍存在于民间，过度的国家动员（暴政），会加速引起六国残余力量之反扑。
而刘彻，做出了准确预判:经过西汉近百年的“建设”，基层社会之反抗聚合力量已经瓦解，已不可能出现项羽式的集团反抗力量，即便是出现“海内人口减半”（部分是战死异域，部分甚至是“宁当无籍盗匪，不当有籍良民”）的暴政结果，结局也无非是出现陈渉吴广式盗匪，动用中央集权政府之国家机器，可以轻易予以剿灭。
嬴政的思想管制，以“焚书坑儒”的形式实现之，背负千古骂名。刘彻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冠冕堂皇、一劳永逸完成思想管制。
“暴政如果不够残暴，施暴者将会得到应有的惩罚，暴政如果足够残暴，施暴者就会得到“雄才大略”的评价”（当代学者刘仲敬）。西汉武帝刘彻，正是后者。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刘彻在位期间所确立。刘彻的英明，在于能洞察儒术的实质性功能，仅在于宣传与愚民。要实现长治久安，有赖于酷吏与法令。刘彻主政的“暴政”程度，全面超越秦始皇嬴政。暴政实现长治久安，是刘彻留给后世的经典案例。
刘彻留下隐患。汉行秦政，至刘彻朝，将“秦政”发扬光大。刘彻造成的“海内沸腾”、“人口减半”局面，使刘彻之后的西汉王朝，出现放弃汉王朝“秦政主义”，推崇没有封建分封、大一统之下的“周政主义”的崇高理想。
理想的实施，召唤其执行人，王莽的新朝适时登上舞台。王莽伟大理想的实践，以现实的全面崩溃结束。现实的冷酷，召唤新的执行人，光武帝刘秀适时登场。
西汉开国，刘邦萧何基本按照嬴政的秦制模式，建立以三公为主导之外廷政府。西汉初之外廷独立政府，仅仅运作到武帝刘彻时期，因内廷外戚政治形态的出现，即宣布破产。而且，华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政府”，也在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厚重页面上，仅仅出现此短暂一页，就从此消失。
而现代国家的“独立政府”、“文官政府”、“开明政府”等基因，华夏在刚开始的西汉页面，就已经没有。之后，皇权之下，内廷对外廷不断侵蚀与融化，宦官干政这种丑陋政治生态，竟然发威于汉、唐、明三朝。几乎大部分时代的“政府机构改革”，都是遵循内廷向外廷蔓延之路径，以新朝内廷体系，控制旧朝外廷体系为目的。
华夏以强大无比的内廷对外廷的不断封堵与绞杀，无形中堵塞了现代文明政府之基因及源泉。
武帝刘彻御宇天下五十余年，传位于幼子刘弗陵。刘彻托孤的人选，是霍光与金日磾。
刘彻托孤的人选，没有选择外廷重臣，而是选择内廷的外戚霍光和匈奴人金日磾。刘彻的选择，是以授予托孤人法定权力的方式，实现内廷控制外廷。
大一统朝代循环的定律，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定律适用于朝代更替爆发人口灭绝战的时期，更适用于驯兽师杂技表演的朝代中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因此成为驯兽师，合法的外廷政府臣僚成为驯兽师驾驭与戏弄的猛兽，而非法的内廷势力是驯兽师表演必备的道具与武器。
武帝刘彻的雄才大略，不仅体现于“罪己诏”前的无休止武力开边，更体现于临终托孤的人事安排，刘彻给后世帝王传授非法内廷压制合法外廷的经典课程。
秦皇汉武，一直是并列出现的词汇。刘彻，是赢政的升级版本。“万世皆行秦制”，嬴政发明的大一统，其罪恶与流毒，绵延万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