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潜藏着同一种破坏性思维。迦太基焚城的黑烟里，罗马军团的铁蹄铸就了其原始形态；宗教裁判所的火光中，它以新的面貌重组再生；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洪流里，它正以更隐蔽的方式裂变传播。J.M.伯杰在《极端主义》中构建的解析框架揭示，这种名为极端主义的思维模式从未消亡，它只是随着文明形态的演变不断调整载体，在宗教典籍的羊皮卷与现代数字代码间寻找新的宿主。
公元前146年的地中海东岸，西庇阿注视着迦太基图书馆的冲天火光。这位罗马统帅宣告“我们在消灭错误的生活方式”的瞬间，确立了极端主义最基础的思维模型。伯杰通过深入分析这个历史场景，揭示出两个相互支撑的核心要素——肉体消灭与精神净化的双重逻辑。十五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托克马达，在处决异端时沿用相同的思维结构，仅将“错误生活方式”替换为“被玷污的灵魂”。这种认知框架具有惊人的适应性，既能镶嵌在中世纪十字军的铁甲上，也能植入现代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激活相同的破坏机制。
当教皇英诺森三世将法国南部的清洁派信徒定义为非人存在时，十三世纪的欧洲上演了身份重构的典型范例。伯杰在深入剖析中发现，这种身份改造术遵循固定模式，即通过系统性污名化消解目标群体的人格属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纽伦堡种族法，则将这种模式升级为精密的法律武器。纳粹法学家通过十七项血统条款，将犹太公民的社会身份篡改为国家威胁。这种身份建构需要双重叙事支撑，既要虚构本群体的神圣受害者形象，又须塑造对立面的绝对邪恶化身。正如十字军需要同时渲染圣城受辱与异教徒暴行，现代极端组织也深谙如何编织“白人替代危机”与“移民入侵”的共生谎言。
语言系统的扭曲在暴力转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八世纪伊斯兰教法学家夏斐仪界定的“防御性圣战”概念，到十三世纪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已被篡改为清除异端的宗教义务。伯杰追踪这个术语的演变轨迹，发现其与十九世纪殖民话语存在深层同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将橡胶掠夺队美化为文明使者，ISIS将斩首暴行包装成宗教教育，这些案例共同揭示极端主义话语的构建规律——必须包含净化、救赎、重生三类核心要素。当暴力通过语言魔术获得神圣外衣，屠刀下的血腥就蜕变为信徒眼中的神圣洗礼。
思想体系的极端化往往始于概念的简化压缩。十六世纪新教改革者将“因信称义”极端化为“反对天主教会即是正义”，法国大革命期间“自由”被简化为“清除反对者”。伯杰在研究思想史时发现，极端主义不是对价值体系的背离，而是对核心理念的畸形放大。当佛教在缅甸被扭曲为排斥罗兴亚人的工具，当环保主义被极端组织篡改为纵火理由，这些案例证明任何思想都可能成为偏执的载体。塔吉克斯坦内战的观察更具警示意义，当共产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双重失效后，“保卫民族灵魂”的空洞口号成为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毒剂。
认知层面的操控构成最深层的威胁。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发明的“自动异端”判定标准，将自我怀疑直接等同于异端罪证；现代极端组织散布的“思想污染”理论，将不同观点渲染为致命威胁。这些思维控制术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不仅要消灭肉体存在，更要垄断对现实的解释权。当罗马元老院将迦太基婴儿的襁褓曲解为未来战袍，当纳粹宣传机构把犹太人眼镜框歪曲为恶魔象征，符号的破坏力便超越了物理暴力。伯杰的研究突破了传统政治学范畴，直指人类集体非理性的根源。
迦太基废墟中的陶片，宗教裁判所石墙上的焦痕，服务器机房里的数据流，这些跨越时空的文明痕迹，在伯杰的解析框架中显现出相同的思维烙印。极端主义从来不是外来的入侵者，而是文明机体自身滋生的病变。书中那个贯穿始终的警示在字句间清晰可辨：自认免疫的群体往往正在孕育新的危险。从西庇阿焚毁典籍的决绝，到网民传播偏激言论时的自认正义，驱动他们的不是特定教条，而是将世界割裂为“我们”与“他们”的认知利刃。
当伯杰强调抵御极端主义需要保持思想警惕时，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仿佛在纸页间回响。或许真正的解药，就藏在永不停止的自我审视之中。
（2025年4月10日 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