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道的农村出身，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时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母亲在家务农，家里兄弟姐妹四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琐事全靠母亲一人在支撑。

小时候我们的生活十分清苦，我是家中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姐姐是个性格要强却又不善表达的人 ，记得当时姐姐该上小学五年级了，而我们村的小学就到四年级，于是要想继续求学就必须到邻村的学校去。

那时的农村，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虽然父亲身为教师但他也不敢违背爷爷的意思，自作主张让姐姐去上学。姐姐为了去邻村上学曾不敢吃饭（怕吃饭后父母不让去），偷偷的背着书包走几里路去上学以试反抗。但在那个“女孩子上学有什么用”的年代里，没能坚持几天就被迫离开了她心心相念的学校。当时年仅九岁的我，只能默默的把姐姐的委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姐姐辍学时也只有十一岁，十多岁的年纪却帮着母亲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除了弟弟妹妹，能陪姐姐聊聊天一起玩耍的也就是村里和她年龄差不多辍学在家的女孩子了。大概是在一九八七年，记得当时正是国家倡导种棉花的农业大发展时期，我和姐姐一上午能拾两大包自家种的棉花，拾完以后等着父亲忙完了事情才能来帮着拉回家。

当时，虽然各家各户都在种棉花，但在贫困时期还是有一些投机取巧的人。几个不到20岁的女孩，其中还包括我的两个本家姐姐一块商量着去偷棉花，六七个人中只有姐姐不同意并没有跟着去。但谁知几天后她们几个竟然“贼喊捉贼”，集体以姐姐造谣说她们偷棉花为由，在姐姐一个人的时候围攻了她。就是因为这么一次特殊的经历，原来的好朋友都开始孤立姐姐，使正处在青春期的姐姐心灵上受到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在只有15岁的年纪得了“精神分裂症”！

父母带着姐姐去聊城看病，十二岁的我带着两个弟弟在家里生活。姐姐的病在聊城第四人民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明显好转。回来后不久，姐姐在当时的县缝纫学校报了名学习缝纫。姐姐做的衣服总是精益求精，还能把自己思想揉进衣服的设计。后来，我在聊城上中专时穿的衣服都是姐姐给我做的，当时同学们都夸我穿的衣服好看又买不到。

两个弟弟年龄小，学也只上到初中，我在兄妹几人中就成了姐姐最信任的人。因为一直在外求学，跟姐姐的沟通交流也越来越少。姐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来给提亲，因为姐姐的病根可以想像她的婚姻在当时的农村可选择的对象并不多。

后来，经亲戚介绍嫁给了姐夫。姐夫家是个大家庭，弟兄姐妹八人。结婚当天姐姐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从此婆家人再也没把姐姐放在眼里。农村的环境加上传统思想的桎梏，家庭生活总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的，姐姐是个心思比较细腻又爱干净的人，而姐夫很固执又有点邋遢。姐姐常常对我抱怨姐夫不讲卫生又不善言谈，生活习惯不同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他们之间思想很难沟通，直到现在生活上仍然靠天吃饭，因此生活水平在农村一直处于最底层。

2002年的秋天，我在济南上在职大学。父母亲打电话说，姐姐由于不满生活的现状喝了农药，但因抢救及时保住了生命。我匆匆请假回家看望姐姐。

姐姐的精神分裂症属于间歇性的，这么多年没能经过系统专业的治疗越来越厉害，现在已经不能与人正常沟通。从结婚到现在近二十年的生活，姐姐基本上都是在被动的安排下过活，我很心痛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心中长存牵挂却又不能常常去看她。

前年夏天，我抽时间回老家探望父母并特意去看了看姐姐，在我同外甥女聊天的那几分钟里，姐姐不见了踪影。我们匆匆分头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还是姐夫在东边的大堤上找到了采花的姐姐。当时我的心情紧张低落到了极点，可怜的姐姐现在只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已不能再与我产生心灵上的碰撞，也不能像我们常人一样沟通交流，我的心痛简直无法形容！

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总想追求完美的姐姐，恐怕以后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却残生。正应了姑父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对姐姐的判断“秋红的心比天高，但命比纸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