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萍第一次在丈夫周建军的西装口袋里摸到不属于家里的口红时，指尖的凉意瞬间窜到了后颈。那是支斩男色的唇膏，膏体还带着新鲜的印子，绝不是她用惯的豆沙色。她捏着那管口红站在衣帽间，听着客厅里丈夫陪孙子搭积木的笑声，只觉得那声音像针一样扎进心里。
那天晚上，吴萍把口红拍在女儿周晓雨面前时，周晓雨正在给刚满周岁的儿子喂奶。“你爸外面有人了。”吴萍的声音发颤，指腹蹭过口红管身的logo，“我查了他的行车记录仪，那女人叫张岚，是中学老师。”
周晓雨猛地放下奶瓶，奶顺着孩子的嘴角淌下来都没察觉。她想起前阵子父亲总以“加班”为由晚归，想起母亲夜里偷偷抹眼泪，想起自己还劝母亲“爸就是工作累”，一股怒火瞬间烧红了眼眶。“妈，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她攥紧拳头，“他对不起你，就得付出代价！”
吴萍原本还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念头，可被女儿的愤怒一激，这些年的委屈突然涌了上来。她跟着周建军从租屋住到单元楼，省吃俭用供女儿读书、帮女儿照顾孩子，每天忙得像个陀螺，如今人到中年，却要面对丈夫的背叛。“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她抹掉眼泪，眼神里多了几分决绝。
母女俩商量到后半夜，最终定了主意。周晓雨负责写大字报，吴萍则去打听张岚的住址和工作单位。第二天一早，周晓雨请了假，在打印店印了几十张传单，上面印着张岚的照片，写着“破坏他人家庭的无耻第三者”“中学教师道德败坏”，还附上周建军的车牌号。吴萍则揣着传单，趁着早高峰，贴满了张岚所在小区的公告栏、单元楼门口，甚至塞到了张岚邻居的信箱里。
贴完最后一张时，吴萍看见一个穿职业装的女人匆匆走来，正是张岚。她下意识地躲到树后，看着张岚看到传单时瞬间惨白的脸，心里竟升起一丝报复的快感。
可事情的发酵速度远超她们的预料。
当天上午，张岚的丈夫就带着人找到了周建军的单位。办公室里的争吵声隔着走廊都能听见，周建军被领导叫去谈话，回来时头发都白了半截。他刚到家，吴萍就迎上去，把一叠照片摔在他脸上——那是她偷偷拍的周建军和张岚在商场牵手的画面。“周建军，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这个家吗？”吴萍的声音尖利，引来了邻居的围观。
周晓雨也跟着帮腔，把传单拍在茶几上：“爸，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就没想过我，没想过咱们这个家吗？”
周建军看着眼前歇斯底里的妻子和女儿，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知道自己错了，可他没想到，妻子和女儿会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把事情闹大。单位里的风言风语、邻居的指指点点、张岚丈夫的威胁，像一张网，把他死死缠住。
接下来的几天，周建军像变了个人。他不再出门，每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烟抽得满地都是。吴萍气消了些，看着丈夫日渐憔悴的样子，心里竟有了一丝不忍，可话到嘴边，又变成了指责。周晓雨也察觉到不对劲，父亲看她的眼神里，除了愧疚，还有一丝她看不懂的绝望。
周五晚上，周晓雨下班回家，刚进门就听见母亲的哭声。她冲进书房，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僵在原地——周建军吊在房梁上，脚下的椅子翻倒在地，桌上放着一张写满字的遗书。吴萍瘫在地上，抱着丈夫的腿，哭得几乎晕厥。
“对不起……对不起萍，对不起小雨……我没脸见人，也没脸活下去了……”遗书上的字迹歪歪扭扭，还带着泪痕。周晓雨走过去，颤抖着伸手探父亲的鼻息，可那熟悉的温热早已消失。她看着父亲苍白的脸，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把她扛在肩上逛庙会，想起她出嫁时父亲偷偷抹眼泪，想起父亲抱着外孙时，笑得合不拢嘴——那些温暖的画面，和眼前的惨状重叠在一起，让她五脏六腑都像被撕开一样疼。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和母亲所谓的“讨公道”，不过是用最极端的方式，把父亲推向了绝路。他们只想着发泄愤怒，却忘了，这个犯错的男人，也是她们最亲的人。
葬礼那天，天阴得像要下雨。吴萍穿着黑色衣服，站在墓碑前，眼神空洞。周晓雨扶着母亲，眼泪止不住地流。她看着父亲的照片，心里充满了悔恨——如果她没有那么冲动，如果她能劝母亲冷静一点，如果她们能给父亲一个认错和改正的机会，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变成这样？
后来，张岚辞了职，跟丈夫离了婚，搬去了外地。吴萍常常坐在客厅里，看着周建军的遗像发呆，偶尔会喃喃自语：“是不是……我们做得太过分了？”周晓雨每次听到这话，心里都会揪紧——她知道，母亲和她一样，都被这场失控的惩罚，钉在了悔恨的十字架上。
现在，周晓雨常常会带着孩子回家陪母亲。母女俩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很少再提起过去的事，可那份遗憾，却像一道伤疤，永远刻在了她们心里。周晓雨终于明白，面对背叛和伤害，愤怒和报复从来不是最好的选择。有时候，冷静下来给彼此一个台阶，给错误一个弥补的机会，才能守住最后的温暖，不至于让仇恨，毁掉原本珍贵的一切。
